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明確提出“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吹響了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號角，事實上，該政策可以視為《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這個普惠金融國家戰略的深度延續。按照2016年G20杭州峰會發布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數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過使用數字金融服務以促進普惠金融的行動。”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不僅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克服傳統農村金融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對稱的痛點，還能極大地緩解農村弱勢群體的融資難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全面助力鄉村振興。然而，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仍面臨著不少現實挑戰，其發展路徑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

第一，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發展數字普惠金融離不開基礎設施的支撐，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數字資源以及信息技術產業是鄉村產業數字化、農業經營和服務數字化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基礎。據2021年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農村網民規模為3.09億，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55.9%，低于城鎮地區23.9個百分點。近年來，一些農村商業銀行積極發展金融科技、探索數字金融業務，但因為當地基礎設施薄弱進而導致客戶需求不足、展業難度大等難題，不得不放棄原有的發展規劃。

第二，數字鴻溝有待跨越。由于經濟落后、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我國農村居民仍面臨著嚴峻的“數字鴻溝”。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極大提高了金融的普惠性，但在農村地區由于“數字鴻溝”“知識鴻溝”的存在，仍有不少農民難以掌握數字普惠金融的相關知識和技能，或者并不擁有支撐數字化的工具。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中國鄉村數字素養調查分析報告》，我國農村居民“數字素養”得分比城市居民低37.5%。事實上，“數字鴻溝”不僅體現在農民身上，還體現在農業的數字化程度不高、數字農業基礎不成熟、農村數據歸集和利用水平低下、縣級政府的數據治理能力不足等方面。即使有科技力量的支撐，但考慮到不少農戶不在數字金融應用場景內或者因為數字鄉村建設的滯后，“數字鴻溝”問題依然是一道難題。

第三，數字化人才缺乏。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農村金融機構還面臨著嚴峻的數字化人才缺失問題。據《中國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調查研究報告》，盡管我國商業銀行在數字化轉型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總體上仍面臨理念、機制、人才、技術、數據等多方面挑戰，特別是部分中小銀行在轉型資源、科技能力等方面存在約束；73%的樣本銀行認為創新技術人才不足，是推進數字化轉型中最普遍的挑戰，尤其以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為主。真正的數字化轉型，實質是組織、文化、流程、管理等全面變革，并不是單一部門或者單一項目能夠驅動實現的，數字化轉型不是靠銀行科技部來推動的，而是靠管理思想的轉變，重在“人”的轉變。農村金融機構特別是偏遠地區的農信機構，員工的平均教育水平普遍較低，科技人才總量少、占比低，成為其發展數字金融業務的主要障礙。

第四，數字化風險控制難。農村金融機構以支農支小支微為主要業務，服務對象有著天然的弱質性，其風險水平相對較高。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0）》顯示，在金融機構評級中，8 -10級及D級的高風險機構共有545家，占比12.4%，主要集中在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從資產質量看，截至2019年末，全國農商行（不含農合行、農信社）不良貸款余額6155億元，不良貸款率為3.90%，為商業銀行平均不良貸款率的2.1倍。而當農村金融機構推進數字化轉型發展數字金融業務后，還面臨著新的數字化風險的沖擊。國有大型銀行憑借其資金、人才方面的優勢，早就對數字化風險防控做出了布局，而大多數農商行受其自身發展水平的限制，往往沒有建立與其相應的數字化風險防控體系，為其數字風險控制帶來巨大的挑戰。

第五，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生態缺失。從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所需的生態體系來看，與城市地區相比，農村地區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啟動較晚，體系不完善，也面臨著更多的難題，解決難度也較大。具體表現為：一是金融供給主體的意愿與能力不足，數字金融服務系統投入少，有針對性的產品服務供給有限，智能化金融互聯網終端的布設與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有待加強；二是綜合性的大數據信用體系建設與使用難度大，數字金融應用場景建設、發掘不充分；三是地方政府認知與理解不到位，重視程度不夠；四是相關的政策體系不完善，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監管難。

第一，夯實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基礎設施是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前提。首先，扎實推進“寬帶鄉村”建設。不斷加大統籌協調和投資力度，通過實施農村信息基礎設施升級改造等重點工程，進一步擴大對農村地區互聯網的投資規模，加快農村寬帶的應用與普及。其次，加快農村信息基礎設施升級改造。積極推動鄉村網絡接入設備更新、線路改造和服務升級，大力提升農村固定網絡接入的能力和速率。再次，加快推動5G基站布局。逐步實現從重點鄉鎮、村莊5G覆蓋到城鄉深度覆蓋，完成農村5G基站、管線、配套等基礎設施建設任務。最后，積極探索5G助農惠農場景應用。鼓勵農村企業運用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術，實現數字農業農村轉型升級。

第二，提高農村居民金融素養。為推進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必須著力提升農村居民的金融素養。從農村金融機構的角度看，既要積極開展線上活動，如利用微博、微信、官方網站等多種方式推送金融知識，主動引導公眾了解數字金融的相關知識，增加對數字金融的認知；也要大力開展線下活動，如利用其營業網點開展金融知識普及活動，在網點發放相應的宣傳資料，通過電子顯示屏、自助設備、液晶電視等形式宣講金融知識，學會辨別金融產品的真偽，樹立金融風險防控意識，提升農村居民金融素養。從農村金融管理部門的角度看，不僅可以通過電視、廣播、報紙等傳統媒體向農村居民普及基礎金融知識，還可以通過網站、微信、抖音等新興媒體傳播金融知識，更重要的是，還可與當地學校、村委會等單位合作組織相關的主題活動。

第三，推進農信系統體制機制改革。一方面，轉變省聯社職能定位，因地制宜推進省聯社改革。在推進改革的進程中，省聯社要逐步釋放管理職能，強化服務職能。同時進行市場化股份制改造，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構，提升治理機制的有效性，為數字化轉型掃清障礙；省聯社應積極貫徹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的要求，盡快研究出臺適合自身發展的改革模式，堅持因地制宜選擇改革模式。另一方面，持續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增強農信機構服務能力。對于農信機構來說，盡管已經明晰了產權歸屬并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但這并不等于建立了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站在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的風口上，未來仍要堅持按照市場化原則，通過完善相關的制度規章，穩妥處理大股東與小股東、國有股與民營股的關系，構建權利相互制衡的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建立現代農村金融企業制度，提升服務“三農”基礎能力。

第四，推進農信機構數字化轉型。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涉及戰略、組織、系統、流程、產品等多個方面，結合我國農信機構的發展現狀來看，其數字化轉型可從如下兩個方面逐步推進。一方面，利用地緣人緣優勢做好“線上+線下”業務。農信機構分布廣、數量多，扎根基層，與所在地有著天然的契合度，人緣地緣優勢明顯。通過分析所在地經濟特點、社區人口分布、客戶資金情況、金融服務交易習慣、消費行為等因素，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模式，既可以發揮互聯網精準、快速營銷和全面、科學的風險控制等優勢，又可以通過人工干預、線下跟進，發揮人緣地緣優勢。另一方面，利用省聯社平臺提升數字化水平。對于大多數農信機構而言，其科技水平及資金實力不足以支撐其自建系統或聘請高水平科技人才，可以利用省聯社在整合資源方面的優勢搭建核心系統或招募高水平科技人才，進而提升農信機構的數字化水平。

第五，加強數字人才引進和培養。發展數字普惠金融，農村金融機構亟須補齊數字化人才短板。一是加大人才培養和引進的投入。農村金融機構應加大資金投入，既要增強與高校、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為機構培養數字人才，也要通過提升薪酬水平、加大獎勵力度等方式加大對數字人才的引進。二是加強自身人才儲備和隊伍建設。農村金融機構可通過選送技術骨干去業內領先的技術公司、高校進行學習培訓，不斷提升人才隊伍的金融科技能力和核心軟件開發的自主可控能力。三是充分發揮省聯社的作用。省聯社不僅可以幫助農信機構發布招聘信息，還可以組織轄內農信機構舉辦專門的人才招聘會和相關培訓。

第六，完善數字化風險治理體系。建立完善的數字化風險治理體系，是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重要保障。一方面，提升監管能力。首先，金融監管部門要建立與縣域政府工信、發改、公檢法等部門的協同機制，建立相應的監管指標體系，提升監管能力。其次，開發針對縣域和“三農”特點的監管工具，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金融科技，擇機引入“監管沙盒”機制，提升監管的預警能力和準確性。另一方面，提升機構數字化風控能力。開展數字普惠金融業務并非簡單地將業務線上化，需要管理者、員工正確地認識數字化轉型和數字金融業務可能帶來的潛在風險，并在戰略、組織、流程、產品、交易等層面建立相應的制度，建立全流程的數字化風控體系。

第七，構建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生態體系。只有形成良好的生態體系，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才能健康發展，才能有效服務于鄉村振興戰略。數字普惠金融生態并非簡單地將普惠金融生態數字化，而是需要采用系統性思維去看待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全部要素，這里不僅要考慮“三農”數據的采集、歸并、溯源，還要考慮數據的確權、估值和定價，既要關注農村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金融服務和產品的數字化創新，也要關注數字普惠金融的立法、基礎設施建設、行業標準和監管政策制定等。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建立完備的金融基礎設施，形成多元化、多層次、綜合性的金融服務體系，構建有彈性、兼容性強的應用場景，搭建高效的監管與政策支持體系是四個重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