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政府才是主體，自己只是配角，這已經成為了許多農民的固有想法，有農民表示，“沒有政府的投入，鄉村多少年都發展不起來”，“鄉村振興不是農民的事，是政府和干部的事，看政府投入”……

盡管國家加大“三農”投入，但是農民的主體性及內生動力并沒有提高，當農民看到國家在脫貧攻堅中對貧困戶和貧困村的大量扶持，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便產生了政府會完全負責鄉村振興的錯誤觀念。

鄉村振興盡管需要政府來主導，但是也需要農民的主動參與，農民沒有主體性，鄉村振興便會缺乏內生動力和持續性，因此要引導農民改變觀念，認識到自己的作用，發揮主體積極性，共同推薦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需要年輕人，這是農民的共識，但目前農村90%以上的年輕人都離開了，留在村子的大多是留守老人、婦女和兒童。一位村干部表示，年輕人在城里念完書就在城里找工作，沒回來，這樣農村如何振興。

調研還顯示，盡管農民都認為鄉村振興需要年輕人，但又不愿意孩子回鄉發展，因為鄉村沒有工作機會，賺不到錢，養不起家，教育和醫療資源也跟不上。

一方面，農民普遍認為沒有年輕人，就無法振興鄉村，另一方面，農民又不想年輕人留在鄉村，因為沒有工作，掙不到錢。其中最關鍵的因素，便是鄉村沒有就業機會，正如農民所說，“對年輕人，就業是最大的吸引力，就業問題不解決，年輕人不會回來，回來干什么？”

可見，鄉村振興需要青年人才，但鄉村自身環境難以吸引青年返鄉。因此要增強鄉村發展吸引力，豐富發展機會，提高教育醫療條件，關鍵是為年輕人提供充足的就業，提高青年返鄉積極性，使之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

三、無人種地，糧食安全面臨挑戰

研究發現，77.3%的農村家庭的農活由60歲以上的老人完成，農業老齡化和“老人種地”已經成為常態。并且，這一群體在過去幾十年基本上沒有改變，從20年前到現在，這些60歲以上的農民仍在耕種土地，但他們堅定地認為自己將是最后一批種地的人，再過5到10年，農村就沒有人愿意去種地了。

同時，年輕人不愿回村，即使回村也不會從事農業生產，“誰來種地”的斷層已經顯現。

鄉村振興工作推進時普遍采用打造重點村的方式，然而，這些重點村的選擇條件要求已經具備很好的發展基礎。

某農業農村局局長表示：“重點村不僅要求環境好，各方面都要好，如果只有環境好，而沒有產業和文化，也不行。”重點村建設還會獲得大量財政和社會資本支持。例如，某重點村在五年內獲取投資超一億元，這是其他村子無法學習和借鑒的。這種重點村不僅沒有起到示范作用，也沒有可復制、可推廣性。

并且，過量的投入導致資源的虹吸效應，地方政府需要連續投入項目和資金無法抽身，許多投資以虧損結束，重點村負債現象普遍。

同時，重點村重點項目由外部運營，村民沒有參與和收益，且大量資金流向重點村，致使其他村子沒有項目和資金支持。并且因為每年有上級安排的大量資金需要使用，導致部分重點村出現為了建設而建設的情況。這不僅導致村莊之間攀比現象的出現，還擴大了村莊發展差距。

鄉村旅游是許多地方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手段，也是許多重點村的發展目標。許多縣提出“全域旅游”的發展構想，部分鄉村計劃或已經開展了鄉村旅游，并將旅游視為發展唯一途徑，通過發展民宿、藝術小鎮等形式來吸引游客，帶動餐飲等服務業發展。

然而，與許多地方的民宿建設熱和旅游項目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游客少，效益低。例如，某縣的鄉村旅游投入力度很大，條件建設很好，但農民表示，“民宿多、旅客少，人氣上不來，星期一到星期五沒什么人來”。在當地某個村子，原有10余家民宿，目前只剩下路邊的2家還在營業。很多民宿和飯店長期虧本，換了幾個老板，最終還是倒閉。

許多鄉村建設了公共文化設施，但利用率低，有村民表示，盡管村里有老人之家、農家書屋等公共設施，但大家普遍很忙，老年人忙農活，沒時間去，年輕人更愿意看手機而不是讀書。

另外，與農民生活相關的公共文化活動也非常匱乏，一些村子開展的公共活動流于形式，文明星級戶、文明家庭等評比表彰活動形式化更為明顯，有農民反映，“村干部評完之后將名單上報鄉鎮黨委就完事了，被評者本人都不知道自己被評上了。”某村干部也坦言，“這些活動實際意義不大，過于注重資料迎檢，很多時候只是為了表彰而表彰。”

各地開展的“送戲下鄉”“電影下鄉”等活動，由于脫離了農村現實，形式化現象更加嚴重。有些村莊只有幾十戶群眾，觀眾比演員還要少。有農民說，“很多時候，幕布一擺，3個放映員，2個觀眾，放電影的人比看電影的人還多。”

農民們認為，現在家里都有網絡，高清電視、手機里面都有電影，看起來很方便，閑時主要在家看電視、玩手機，沒人會去看電影，而且都是老片子，畫質模糊，基本只有放映員在看。

據調研，許多鄉村老年人口比例平均為33.7%，是城鎮（15.8%）的兩倍。各地農村老人多、年輕人少的現象普遍存在，幾乎所有年輕人都離開了村莊，導致農民普遍感到“村莊空蕩、人氣不旺”。以村支書表示，“農村孩子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躍農門’，也就是要好好學習、遠離農村。一個2000多人的村莊，常年在家的只有幾百人，還都是老人和孩子。”另一位村干部也坦言，“農村最大的變化就是人老了，屋空了，五里之遙、千里之別。”

村莊老齡化帶來了一系列問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將打工積蓄用于城市購房，而農村商業因缺少年輕人的消費而逐漸式微。

在這種背景下，未來誰將留在鄉村并不確定。農民普遍認為年輕人不會再回農村，未來農村將更加空心化。加上當前大多數年輕人選擇在城市定居，或在城鄉間流動，返鄉意愿極低。按照目前趨勢，許多村子將高度老齡化。

許多農民對此產生了疑問，提出了“十年、二十年之后沒有年輕人在家，誰來搞鄉村振興？”的問題，還有農民指出“鄉村振興需要考慮誰來照顧老人”，然而，目前依舊許多村莊的鄉村振興計劃主要側重于現代化建設，忽略了老化需求的改造。

農民對中央政策的滿意度較高，但對村干部則存在不滿意見。

農民認為，村干部最重要的是要辦事公正，要做到“一碗水端平”。部分村干部還存在家族化、幫派化的問題，處理事務常常看重關系遠近，有些村干部只關注自家的產業，將村務工作看作是副業。農民表示，“村干部光忙自家事情了，忙著為自家掙錢，忙著開鉤機、承包工程，沒把心思放在為村莊謀發展上”。

需要注意的是，在近年的村兩委換屆中，新上任的年輕黨支部書記和村主任雖肩負重任，但由于年紀輕、閱歷淺、經驗少、權威弱，且有些人只是為了積累基層經驗，并沒有為村莊發展長期扎根的奉獻精神。他們在帶領村莊發展過程中，常常面臨各種困難和挑戰，難以勝任。

此外，村莊的黨員發展也面臨著家族化、圈子化、關系化、利益化、老齡化、男性化等現實問題。特別是女性黨員占比極低，如某村54名黨員中只有3名女性，另一村55名黨員中只有5名女性。總的來說，村莊的整體黨建工作質量不高，黨組織活動較少，現有黨建工作有時只是“做臺賬，應付檢查”，對鄉村治理的效果產生了影響。

據調研，許多農民通過手機了解國家政策和時事新聞，其中短視頻平臺最受農民歡迎。

農民表示，他們通過短視頻平臺了解到“耕地保護”“農業補貼”“退林還耕”“鄉村振興”“新農合”“農村養老”等政策和養殖技術、市場信息等。

然后為了流量，一些主播常夸大或扭曲政策的核心意義，隨意解讀社會問題。這種錯誤信息非常容易在農民群體中傳播，影響農民對政策的認知和理解，在流量至上的海量碎片化信息面前，農民大多缺乏辨別能力，容易被帶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