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農村三產融合，即以農業為基礎，以經營主體為引領，以利益聯結為紐帶，通過產業聯動、要素滲透以打破產業邊界，推動農業與二三產業的有機融合。農村三產融合作為一個系統、復雜的工程，需從多個視閾切入。從融合模式看，學者聚焦農業產業鏈延伸、農業價值性深挖、行業分類等多個角度對農村三產融合模式有著不同的劃分，但無論選擇何種融合模式，均為推進農村三產融合的路徑，同時并需要農村綜合自身發展導向、資源稟賦、產業基礎條件等進行合理抉擇；從產業組織模式看，在產業融合的最初，以農戶散種散養的模式較為普遍，隨著產業融合進程的推進，公司直接對接農戶形成“公司+農戶”的模式漸盛，并衍生發展出“公司+合作社+農戶”“公司+家庭農場”等模式，各主體間的協作關系也從松散走向緊密，產業鏈上下游間的交易成本也隨之顯著降低。產業組織模式越緊密，經營效益越好，三產融合效果也越顯著，但無論選擇何種產業組織模式推進三產融合，都需要綜合考慮參與主體間的角色地位、談判實力、要素投入等因素。而從農業功能性與產業鏈看，農業最初僅有生產供給的單一功能，農業產業鏈“短、窄、薄”，而伴隨經濟社會的進步與人類物質文化需求的增長，農業休閑旅游、生態服務、社會保障的功能亦被激活，并為農業產業鏈縱橫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可能，而這既有利于豐富農業產業業態帶動農村經濟發展，也有利于農民更多參與分享農村三產融合帶來的增值保值收益。

國家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最終目的在于促使農業產業鏈的增值保值收益更多惠及產地與農民。然而，基于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現狀來看，要實現這一目的并不容易，一是農民作為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重要參與主體，在信息、資本等方面與外來資本存在現實差距，農民作為“弱勢群體”常位于價值鏈末端，自身利益易受損害，因此如何讓農民更多享受三產融合增值收益亟待重視與解決；二是在有條件推進農村三產融合地區的農民收入確實提高了，但并不意味著農民參與農村產業融合機會的增加、參與農村產業融合能力的提升、產業融合增值收益更多留在農村和留給農民；三是具備推動三產融合內生條件的地區不多，尤其在發展條件差異明顯的中西部農村地區。因此，基于資源稟賦、基礎條件、產業類型等條件的不同，各地亦進行著不同的三產融合發展探索。

目前，我國農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三產融合呈現何種樣態？其三產融合的發展路徑是怎樣的？融合探索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及應對策略是怎樣的？其三產融合是否是以農業為主，以農民為本？三產融合輻射帶動效應怎樣？顯然，厘清上述問題有助于了解我國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村三產融合的類型、發展脈絡，并通過吸取其三產融合的經驗教訓為我國其他地區推進產業融合發展提供參考借鑒，尤其在當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更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農業是集自然、經濟、社會于一體的復合系統，這種復合性恰是農業多功能性的基礎。而隨著城鎮化進程與農業產業化升級，農業功能性亦從單一的生產供給功能向生態、休閑等多功能性拓展，并逐漸成為傳統農業改造與農業現代化的關鍵一環。因此，綜合已有研究與調研，基于農業功能性拓展與協作關系緊密程度構建理論框架，將三產融合樣態劃分為傳統類、專業類、休閑類與理想類4類（圖1）。

傳統類是三產融合的初始階段，也是相當一部分中西部地區農村產業發展的現狀。人口、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快速外流的空心村，資源匱乏，產業基礎薄弱，僅有單一的傳統種植養殖業維系村莊最為原生的農業生產供給功能，農業產業鏈短且附加值低。而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則多以家庭為單位、集生產與消費于一體的小農戶為主，其經營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差、農業再生產投入能力不足、組織化與協作程度低，整體呈現“小、散、弱”特征，而這也致使農業帶動農民增收的效果不佳。

從傳統類到專業類，則多在農村已有一產基礎上（多為初級農產品），引優培強龍頭企業、培育扶持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農戶形成較為緊密的縱向協作，并通過加大資金、技術等要素投入發展農產品初深加工（多為初加工），實現一二產業融合，“一村一品、一鎮一業”的建設多屬于這類實踐。在該樣態下，總體上重視農業的生產供給功能，忽略農業其他功能性的開發利用。

從傳統類到休閑類，既注重農業經濟效用利用，又重視農業生態、休閑等多功能性的拓展，通過農村景觀風貌提升、農耕文化挖掘與民俗非遺恢復，原汁原味展現農村古樸自然、原始風貌與鄉土氣息，將農村生態本底、人文底蘊做成區別于城市生活樣態、滿足游客鄉愁需求的“產品”，以此創造“新看點”“一村一景、一村一韻”的建設多為此類。該樣態下一產是本底，三產是主角，一般無強大二產支撐，也較少形成類似于二產緊密的協作關系。

從傳統類到理想類，是對農村三產融合的美好期許，該樣態兼顧專業類與休閑類的特點，既注重推動內外部協作從種養業中延伸農產品加工業，提升農業價值，又重視拓展農業多功能性，深挖農村自然風貌、人文環境與鄉土文化等資源稟賦以發展景觀農業、休閑采摘、農事體驗、健康養生等業態，從而在農村場域中實現一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農村的村容村貌、經濟實力、影響力也由此得到極大提升，但因條件約束往往只有極少數農村能達到這一樣態。

圖1 理論分析框架

課題組于2020年11—12月深入貴州4個縣（市、區）48個村、2021年7—8月深入四川3個縣（市、區）21個村以及2020年10月與2021年4—9月深入江西7個縣（市、區）41個村進行實地調研，累計調研三省14個縣（市、區）110個村，通過深入樣本村與鄉鎮干部進行結構與半結構式訪談，走訪生產基地、專業合作社、產業園、農戶了解真實情況與數據，重點選取江西J縣JN村與W縣XMT村，四川G縣TX村與C市XF村，貴州L市XZ村5個典型性、代表性案例，其能夠展現大部分中西部地區農村在推進三產融合過程中的實踐路徑及面臨的共性問題。

江西J縣JN村，全村1360人，耕地面積82公頃，距縣域23.1千米，區位條件良好，2012年該村在村支書帶領下發展蜜柚種植，為延伸產業鏈，2018年與企業合作建成加工車間發展蜜柚香料加工，2019年取得品牌認證增加產品在市場中的識別度、提升農產品競爭力，2020年年末合作社實現銷售額4300萬元，戶均增收超過1萬元，未來JN村擬發展休閑采摘以推動本村三產融合，但伴隨產業的壯大，其自身對接市場能力不足、缺技術等方面的缺陷亦被不斷放大。江西W縣XMT村，在產業融合的最初是一個全村僅9戶常居的典型農區空心村，2017年在W縣大力倡導“全域旅游”背景下，XMT村以此為契機完善村內外基建、推動村莊整治，并引入文旅企業在村莊原有肌底上打造景點、民宿與農家樂，構建農戶鄉土生活、家庭農場景觀與景區現代元素相融的綜合體，實現村莊“質”的飛躍，同時還鼓勵周邊農戶自制手工品、小吃等到XMT村銷售。

四川G縣TX村，全村2988人，距縣城40千米，村內人口外流嚴重、資源匱乏，村內先后種植過玉米、烤煙，產業基礎幾乎為零，為改變現狀，2017年成立合作社發展核桃種植133公頃，但種植“靠天吃飯”致使收益不佳，2018年僅存18公頃核桃，加之地處半高山區、基建滯后，多次招商引資均失敗，其產業經過多年發展未有顯著突破，未來該村擬依托良好的生態環境發展鄉村旅游以擺脫目前的發展窘境。四川C市XF村，距市區42千米，全村4402人，最初是一個以水稻種植為主的傳統村莊，2005年農戶人均收入僅5200元，但該村在善致富、懂經營的村支部書記上任后，堅持走生態文化旅游道路，經過十余年發展，現代花卉、觀光度假、醫療康養、民宿餐飲、研學等新產業在該村不斷涌現，探索性走出了一條“林水相依、產居一體、富有特色”的三產融合道路，截至2020年年末農戶人均收入3.5萬元，村集體資產達2.3億元，并按照“6∶3∶1”的比例用于村莊再發展、村內公益事業與農戶分紅。

貴州L市XZ村，距離鎮域4千米，全村5533人，為改變村內“一窮二白”現狀，該村立足本村條件大力發展黃菊與藥材種植，為解決產業發展缺資金、缺市場等困境，引入3家龍頭企業共建生產基地與加工車間，有效帶動本村140人就業，人均增收2萬元，村集體經濟收入實現從0到12萬元的突破，村莊的面貌得到極大改善。

圖2 產業融合情況

1、傳統類

可見傳統類農村，其產業融合主要還停留在“苦苦掙扎”如何維持農業生產供給功能的層面，農業產業鏈短，附加值低，只能為農村與農戶帶來為數不多的收益，生產模式主要以“合作社指導+分戶種植”與農戶完全散種為主，協作關系較為松散。在該樣態下，要推進產業融合不僅需要加強組織領導、選好產業，往往還需要投入大量要素補齊基礎設施、發展資金、技術、企業家才能、農業發展經驗等方面的短板，而這些要素可以通過政府大力的政策傾斜、資金支持或外引優質企業等形式注入農村。

2.傳統類到專業類

專業類往往是在農村已有農業基礎上投入各種要素發展農產品初深加工以推進一二產業融合，農村發展缺項目、資金、技術等，企業發展需要原材料供給，兩者利益訴求的互補使得合作成為可能，因此這也是一條常見、相對容易的產業融合道路。貴州L市XZ村，在黃菊與中藥材種植初具規模后，引入龍頭企業共建生產基地與加工車間，為解決產業發展缺資金、缺市場的困境，實現了農民增收致富與村集體經濟壯大；而與XZ村不同，江西J縣JN村則始終堅持自身的主體性，其在村支書帶領下成立合作社發展蜜柚種植，引入加工線發展蜜柚香料加工，同時重視品牌投入以增強產業融合效益。

總體來看，在一二產業融合過程中，企業優勢資源嵌入能有效彌補農村要素短板，促進農業生產的專業化、標準化，使得參與主體在產業鏈上下游間的分工合作更為明確，協作關系更為緊密。因帶動主體、合作方式等不同，產業融合強村富農效果也有明顯差異，XZ村以“公司利益”為導向的協作方式僅聚焦農業生產供給功能的強化，農戶僅獲得務工與土地流轉收入，而JN村以“農村農民利益”為導向的協作方式不僅重視對農業經濟價值的開發，還將部分精力投入農村生態保護、環境整治，為農業多功能性的拓展奠定基礎，構建的“務工+土地+產業分紅”聯結方式讓農戶參與分享更多產業融合增值收益，并且以合作社為三產融合核心載體的JN村更是將產業融合收益全部留在農村、留給農民。

3.傳統類到休閑類

從傳統類到休閑類，是從“一產為主”到“以三帶一，以一促三”的轉變。江西W縣XMT村就是自然風光優美村莊的代表，以生態本底發展鄉村旅游來帶動村經濟。在城郊生態過渡帶或未開發的偏遠山區，生態環境風景好，但關鍵是如何將綠水青山做成“產品”讓城市消費者重拾“鄉愁”、不忘“鄉情”，而這往往就需要拓展農業多功能性，依托自然風光、田園景觀等生態本底，結合農林漁牧生產經營活動、農家生活、農村民俗風情等具有濃濃鄉土氣息的“東西”。誠然，XMT村一三產業融合為農戶提供諸多就業崗位，村莊面貌得到極大改觀，但在融合過程中，重自然資源開發、輕文化底蘊挖掘、內容結構單一，與其他古村旅游大同小異，致使客流量不多，項目一直虧損，亦將部分投資、經營旅游的小散農戶卷入旅游產業風險中。

總之，休閑類本質是以三產帶一產，基于產業融合屬性較少有強大的二產，也較少形成如二產那樣較為精細化、緊密的協作方式與關系。該樣態下，產業融合效益取決于客流量，“一時火難以保證一直火”。因此，農村依托各自農業、資源優勢，因地制宜地深挖人文自然元素，凸顯鄉味、野味與農味，拓展延伸融合內容的深度與廣度顯得尤為關鍵。

4.傳統類到理想類

四川C市XF村是最接近理想類的案例，該村最初是一個以水稻種植為主的傳統農業村莊，通過激活農業多功能性，延伸農業產業鏈，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在該村不斷涌現，是目前中西部少有的農村三產融合成功踐行者。

該村三產融合興于花木種植、家庭農場、川派盆景園藝文化為本底的生態文化旅游產業，三產的火熱進一步“倒逼”花木種植規模化、田園建設景觀化，并帶動一批食品、花木初深加工，目前其已成為“售賣”農村生活的集精品農養、餐飲民宿、食品加工、研學實踐等于一體的綜合體。在產業融合初期，該村通過從農村基層選拔政治素質高、懂經營、善治理的關鍵能人作為“領頭雁”，以基層黨組織為紐帶密切其與各參與主體的關系，夯實發展基層基礎。在發展的每一階段，既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引導農戶加入合作社、自建議事會、自管會、公司等載體，集中民智民意，實現“農民自己的事情自己說了算”，又注重與專業旅游公司、社會企業、規劃單位等合作，通過“農戶+家庭農場+合作社+公司”的協作方式向農村注入資金、提高農業生產與加工技術和企業家才能等要素，并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創造新業態、新產業、新商業模式，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

在該樣態下，兼顧專業類與休閑類的優勢，既強化農業生產供給功能，又兼顧農業多功能性開發，實現農業提質增效、農民增收致富，產業融合增值收益也更多留在農村、留給農民。目前，XF村已成為四川省鄉村振興示范村，成為各地競相來學習的標桿。

表1 案例村產業融合現狀

1.外部政策資本驅動

外部政策資本驅動路徑在XMT、XZ村得以有力印證，在其他案例村均有一定體現。上級政府的規劃編制、財政資金、政策支持或外部組織的技術、資金、企業家才能等要素的投入都是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外生”動力源泉，在此條件下，即使某地區的資源稟賦嚴重匱乏，仍然可以通過外部資本驅動來發展產業，活躍農村經濟。在該路徑下，常見的發展路徑為政府通過政策傾斜、財政資金扶持彌補農村各方面基礎設施、農業水利等條件的不足，后引入綜合實力強的企業補齊農村在資金、技術、經驗等要素“短板”，并以合作社為載體組織農民、平衡企業與村集體、農戶間的利益關系來推動三產融合發展。

在產業融合的啟動階段，尤其是發展要素不完備地區，政府前期的規劃、投資、資源整合等方面的主導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當要素完備且產業融合發展有一定基礎后，政府有序退出，從主導者逐漸轉變為規范者、協調者角色。在產業融合過程中，尤其是專業類農村與企業的協作中，當農村與企業之間力量懸殊過大，企業在決策、參與、收益權等方面占主導地位時，可能致使農村僅為企業的原材料基地，如在XZ村農戶只獲得務工收入與土地流轉費用，而農產品加工增值收益全部歸于企業，并且需要注意和防范單一核心企業經營風險在整個產業鏈的傳導，因此農村三產融合需要立足于自主經營與創新。

2.內部人力資本驅動資源獲取

內部人力資源驅動資源獲取路徑在JN村得以明顯體現。該路徑下村內善致富、懂經營、有技術的致富帶頭人、能人等“內生”力量（包括村支書）依托村集體組織或以其擁有的團隊為基礎，根據發展需要獲取、整合與利用農村社會網絡中的人力、財力、物力等要素推動產業融合發展。而在聚合各類要素的過程中，以信任、互惠等為代表的認知社會資本發揮重要作用，并且是產業融合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無形資產或“擔保”，村內優良的社會資本有利于動員組織農民、培育或吸引新型經營主體進入農業領域，規范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進一步促使其更有信心的加大對農業產業的要素投入，這對農業產業鏈、功能的延伸拓展至關重要。

伴隨農業產業的壯大，農村易獲得上級政府的關注與扶持，促使上級政府給予一定的政策、資金傾斜，從而推動產業的進一步發展，但該路徑下三產融合發展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取決于致富帶頭人、能人的經驗、對接市場的能力以及其能利用內外部資源的多與少。

3.“政企民”共融共治發展

“政企民”共融共治發展路徑在四川C市XF村中得以清晰印證。該路徑下既有上級政府財政資金與政策、企業市場化要素為代表的外部政策資本的驅動，又有“農民集中智慧”“農民主動參與”等內部人力資本驅動助力。在XF村的案例中，以尊重民意、發揮民智為基礎，政府、企業優勢要素支持與村內優良社會資本共同發揮作用，農村三產融合取得飛躍式發展。與外部資本、內部人力資本驅動這兩條路徑相比，“政企民”共融共治是農村三產融合最為理想的一條路徑，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充分發揮村集體經濟組織、自治組織、企業、農民等的作用，政府作為“引導者”通過協調溝通機制在各參與主體間之間“牽線搭橋”，從而構建三產融合發展的合作生態網絡與利益共同體，各主體間不再是簡單的“買賣”關系，其意見建議被尊重、參與發展的積極性被調動、分化的利益得以整合與平衡，實現內外部主體與要素的良性互動與有效融合。

推動農村三產融合，實現產業興旺，是農村產業發展的目標導向，也是推進鄉村振興的基本前提。因資源稟賦、區位條件、生產能力等不同，各地亦進行不同的三產融合探索。基于此，從農業功能性與協作關系兩個維度出發構建理論分析框架，將農村三產融合的樣態分為傳統類、專業類、休閑類與理想類4類，提煉出外部政策資本驅動、內部人力資本驅動資源獲取與“政企民”共融共治三條發展路徑，其中“政企民”共融共治農村三產融合是最為理想的一條路徑。通過對5個代表性、典型性案例村的深入剖析，認為農村三產融合不同樣態之間并非分存并立的，因各項條件的互異，部分農村產業融合走在前，一些農村走在后，但其產業融合在推進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是可以相互借鑒的。傳統類農村還“苦”維持最原生的農業生產供給功能，并亟待通過加強組織領導、選好產業等舉措打牢農業基礎；專業類則多在已有一產基礎上以加工業引領產業融合，破解農產品銷售困難、附加值低等問題；休閑類產業融合成功關鍵在于客流量的“吸”與“留”，而這就需拓展農業多功能性，深挖農村生態資源、風土人情、農耕文化等人文自然元素，凸顯鄉味、野味與農味，跳出無差異項目重復建設和同質競爭的“怪圈”；而當休閑類與專業類相結合時則有望邁向理想類樣態。

為推動三產融合，實現農村產業振興與農民增收致富，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第一，“固本謀遠”打牢農業基礎。農村要基于資源稟賦與區位條件，按照市場地域性與優勢農產品生產，強化特色農業產業選擇與農產品生產能力，從而在固農業之本基礎上推動農業向農產品加工、農村服務業融合，把強化與拓展農業多功性放在更顯著位置。第二，“賦權增能”突出農民主體地位。完善村民自治機制，健全利益表達渠道，充分利用理事會、監事會、自管會等內部溝通協商平臺，集中民智民意，并通過加強農業職業教育與培訓，提升農民知識與能力素養，使廣大農民主動、有能力承擔更多三產融合主體責任。第三，“黨建引領”發揮基層黨組織引領作用。配強支部書記，建強村黨組織，以基層黨組織、黨員干部社會網絡為紐帶，密切其與各參與主體間的關系，推動黨建引領農村三產融合的路徑化、載體化，將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發展優勢。第四，“互惠共贏”完善聯結機制。以探索構建能最底限度保持農村“主體性”又能充分調動企業參與農村三產融合積極性的管理機制為基礎，以保障農民更多分享三產融合收益的利益聯結機制為核心，明確農戶、村集體、企業等主體在產業鏈、利益鏈中的份額與環節，推進農戶利益鏈、企業產業鏈與合作共贏鏈相融合。第五，“相嵌互作”平衡政府與市場關系。農村三產融合要素不完備，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當要素完備且產業發展有一定基礎后，政府有序退出，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但并不意味著市場對政府的取代，而是政府與市場的“相嵌互作”。

原載于：《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22年第21期，第95-1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