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農業與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

在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前農民沒有擇業權、沒有銷售自己產品的權利，終生困守于土地，所有的建設都是農民自己出錢出力（國家只投資建設城市和工業），現在農民逐漸成為可以城鄉流動的“自由人”，很多鄉村建設都是國家投資。

四十年前只有幾億人口卻餓肚子，糧食連數量都無法滿足，現在有十四億多人口卻農產品過剩，滿街的農產品賣不出，不僅要“舌尖上的安全”還要“舌尖上的美味”。

四十年前農業主要靠人力牛力，占全國80%的人口搞農業，現在就是偏遠山區都機械化了，種田的勞動強度前所未有地降低，只占全國40%的人口搞農業。

處于農業中國到工業中國、鄉村中國到城鎮中國變遷的千年大變局時代，中國農業究竟是興是衰？

如何評價大國農業的核心問題。

如何評價今天中國農業，眾說紛紜。諸如《中國2.2億農民干不過荷蘭22萬農民？》等文，風扉網絡。不可否認荷蘭農業所取得的成就，因為荷蘭在全面實現現代化后，就沒有必要像中國這樣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來圍繞工業化、城鎮化建構農業產業體系，而是圍繞農業來布局整個產業體系，包括資本集聚與高科技融合、完善市場體系與土地財產制度，使農業具有全能的經濟功能。

所以，作為小國荷蘭，無論是產能大小都不存在國內糧食安全風險，也不決定著世界農產品市場的話語權，不存在引發國際市場風險，只具有單純的經濟價值。

而中國作為全球人口大國，如果中國不能用自己的土地養活自己，即使全世界傾倉而出也養活不了中國，農業就被賦予了重要的國家安全功能。

特別是需要約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世界近20%的人口這一特殊的國情，農業作為大國之基的戰略產業，與GDP的多少無關，與在GDP中的比重多少無關。

即使中國在未來再富裕強大，再多的錢也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買回能夠養活十多億人口的農產品。因此，中國農業是確保國內需求，就不僅僅只是單純的經濟功能，完全用經濟產值大小來評價中國農業是對基本國情缺乏清醒的認識。

按照美國學者溫德爾 貝瑞的說法，“不論日常生活有多么都市化，我們的軀體仍必須仰賴農業維生；我們來自大地，最終也將回歸大地，因此，我們的存在，是基于農業之中，無異于我們存于自己的血肉。”而糧食的豐收和過剩使對農業現代化的取向，發生了以追逐利潤為導向的單純經濟價值功能誤讀，這是“物本主義”登峰造極的結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以追逐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農業的一切進步，不僅是搶劫勞動者藝術的進步，而且是搶劫土地的藝術的進步；一切在短期內提高土壤生殖力的進步都是走向毀滅那種生殖力的永久來源的進步。對于人類社會而言，如果沒有足夠的食品安全保障，再多的財富又有什么用呢？最后會發現錢是不能吃的。

并非中國農業的獨特現象。

亞當·斯密早就在指出，農業上勞動力的增進，總跟不上制造業上勞動力的增進。

列寧就認為，在地理位置上不可移動性決定了農業的地方的閉塞性和狹隘性，而工業不局限于地理位置就天然具有農業所沒有的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的優勢，工商業勞動生產率就遠高于農業，導致鄉村人口不斷向工業、城市聚集，從而形成工農城鄉差別。

因此，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業效益遞減與工業效率遞增、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下降不可逆轉，這是城鄉之間經濟差異的歷史必然產物，是社會發展進程中階段性的必然趨勢。

根據黨國英最近的研究，以農業強國的美國為例，農業生產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從1960年的5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而歐洲與日本的農場主收入構成也大體如此；在世界范圍來看，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越來越集中于非農產業的兼業收入。

根據陳立耀的《美國農業正在破產及原因》，截至2018年6月，威斯康星州、明尼蘇達州、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和蒙大拿州等美國中西部地區共有84家農場申請破產，是2014年同期的兩倍，而且農場收入還會繼續惡化，在玉米和大豆集中種植區尤其突出，破產的趨勢與數量還遠未見頂。

在中國除了農業效益遞減的定律外，還有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不平等，使農產品的市場價格扭曲而未能體現農產品的真正價值。在市場經濟中，農產品的經濟價值應當反映社會勞動力的平均價格、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及其上漲的幅度、技術和資金投入所取得社會平均利潤及其通貨膨脹的幅度等市場因素。而從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水稻價格只上漲了5分錢，根本就未能反映農業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動態變化。

同時，中國農民處于高度原子化狀態，成為市場體系中最弱勢的群體，即使農產品市場價格再高農民也不會受益，而如果農產品產量越高則價格就越低。毫無疑問，中國農業的利潤遠遠低于社會的平均利潤，農民的收入水平遠遠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卻徹底打破了“誰來養活中國”的預言，中華民族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遠離饑餓的恐懼。

荷蘭22萬農民能養活14億中國人嗎？中國農民太偉大了，不僅是荷蘭，就是日本、美國農民都決不可能做到如此。

大國小農需要形成社會普遍共識。

今天的中國社會，飲食結構早已是多元化了，主糧比重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說，糧食是大食品、農業是大農業，而且國內的農業生產水平也今非昔比，水里的、山上的、草原的、耕地上都在生產食品。

農產品周期短，只要價格好，在三五個月就可生產出來，農民的生產能力不成問題。關鍵是農產品品質與市場消費需求出現偏差，導致供大于求與供不應求的現象同時并存，是相對市場需求的結構性問題而非農產品不能供應的問題。

一方面農業增產不增收還存在著賣難，另一方面低質農產品大量過剩而高質農產品十分短缺。

根據媒體報道，農產品滯銷事件呈現出逐年增加，由2009年的6起上升至2018年上半年的17起，由零星分布逐漸演變成區域化滯銷。

如湖南在2018年底就出現了椪柑等水果大面積滯銷現象，不少的縣城在賣走私進來的泰國大米，本地大米賣不動。這種農產品供需結構性的不平衡是現有農產品生產與市場關系扭曲的結果，因為中國社會階層已經出現了高、中、低端的消費分化，但農業生產導向沒有發生相應變化，生產不是從市場的需求出發，而仍然是政府根據目標而行政強力推動。

如何確保中國的飯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不是沒人種田，而是如何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效益。只要像房地產那樣有利可圖，農民會把房子拆掉種上莊稼。如果虧本也要讓農民種田，農民就當然有權棄耕，曾經鄉鎮政府強行征收拋荒費也沒能制止土地棄耕。

農業是一個多功能產業，是準公共產品，這個公共責任不能全部由農民承擔，應該站在工業化城鎮化的大趨勢中保護支持農業，而非習慣用計劃經濟或自然經濟的思維來發展農業。

進入工業化時代，仍然停留在農耕時代的思想觀念與管理水平，這就是當前農業困境的根源，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最后一塊短板。

日本也是小農，半個世紀的現代化還是三十畝左右規模，政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與政策保護，全社會形成了寧愿高價買本國農產品、抵制外國農產品（哪怕價格再低）的普遍共識。

日本大米價格賣到了100多元人民幣一斤，水果按個數賣，還有農業裝備大都是財政投入，特別是先給農民訂單后再生產。

而中國恰恰相反，一方面社會和市場不給農民先訂單后生產，形成買方市場。另一方面政府強化擴大生產扭曲市場價格，一個勁地叫農民生產，好有廉價的食品任供城市市民選擇。

由于日本有一個強大的“農協”，大到集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于一體，不僅負責組織農業生產，購買生產、生活資料，出售農產品等經濟活動，而且負責政府的各種農業補助金的發放，同時全方位代表農民的利益，影響到農產品市場價格的確定與國家農業政策的走向。

如何保護農業與農民，同為東亞小農的日本經驗應足以成為中國的借鑒。

文章來源：農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