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連續十幾年豐收，農民收入連續十幾年增長，一路向好。但一片繁榮景象使社會長期陶醉在“衣食無憂”里，一些矛盾和問題逐漸滋生、累積，正在凝結成阻礙發展的困局。

困境一：離農越遠，離現代化越近

一些人，尤其一些領導干部長期在一個誤區里打轉轉，認為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才是現代文明的發展方向，而農業是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適應的落后文明形態，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離農越遠，離現代化就越近。這是一種流行廣泛的認識誤區。由此導致一些地方一些人或談農色變，或談農無言，或只尚空談，中央的“重中之重”戰略成了“輕中之輕”。人類文明有三大基本載體，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社會分工專業化的生活和思維方式。這三大文明是人類社會所有文明的基本載體，任何文明形態都依附于這三大文明之上。理清這三大文明之間的關系是走出認識誤區的關鍵。

作為最早發育起來的農業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母體文明，它是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共生共榮的一種文明形態。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相比，農業文明提供了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生存資料和生存方式，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文明，是其他一切文明的基礎。因此，沒有農業文明的文明是殘缺的文明，沒有農業文明的經濟是斷裂的經濟，沒有農業文明的社會是危險的社會，沒有農業文明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發展。農業文明不是落后、腐朽、該拋棄的文明，它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并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關系。早在上世紀60年代，舒爾茨就質疑劉易斯的工業化發展思想，反對以輕視和犧牲農業來發展經濟的做法，強調人力資本和生產要素配置對傳統農業進行現代化改造。

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繼起性。后一層次的文明是在前一層次文明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農業文明為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基礎。美國就是以農業現代化為基礎，然后實現工業現代化、城市現代化。中國如果農業這條短腿不能加長，那么實現農業現代化就是一句空話。基于人類文明繼起性的特點，文明的發展不可倒序。我們今天走的是劉易斯外延式擴張，把工業、把城市做起來，然后反哺農業的路子。其弊端已很明顯，僅靠輸血解決三農問題是不可能的，農業必須同時走舒爾茨內涵改造的路子，像工業文明、城市文明一樣，把諸多現代元素注入農業，培育農村內生性的物質基礎，增強造血功能，讓農業農村農民同時現代化起來，農業這條短腿才能加長，農業文明才能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同時發展、同步發展、同樣發展。在三大文明的關系問題上，有的人是真糊涂，有的人是裝糊涂。真糊涂好辦，裝糊涂可就難辦了。

困境二：從法蘇到仿美的邯鄲學步

我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效仿蘇聯集體農莊，大搞人民公社，用那種大一統的政治思維處理需要市場分散決策的經濟問題，最后走入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困境。今天當年效法蘇聯的余悸尚在，一些人又在大力鼓吹美國的大規模經營。美國的家庭農場平均3500畝，我國每戶不足十畝，美國3億多人，我國比美國多10億人，但是美國的耕地差不多比我國多10億畝。世界上有兩種類型的農業：人多地少型和人少地多型，我國顯然是人多地少型的，在人口稠密的廣大農村走美國式的大型農場規模化之路顯然是不可行的。況且，土地規模化經營超過一定程度，效益就會下降。到目前為止，日本2公頃以上的農戶也僅占15%左右。以1970年的日本和美國為例，美國農民1人1臺拖拉機，本45人一臺，美國勞均生產糧食是日本的10倍，而單位土地產量僅為日本的1/10。

美國農業追求的邏輯目標是單位勞動力產出最大化，中國農業追求的邏輯目標是單位土地產出最大化。美國拼的是土地優勢，中國和日本一樣，沒有土地優勢，只有勞動力優勢。中國農業必須考慮到現實國情，中國的工業化還處于中級階段，吸納就業的能力還很有限，因此，轉移農民需要把握速度。土地過度規模化經營，100個人的地給1個人種，其余99個人到哪里去，去干什么？這是一個最直接的現實問題。只看經濟效益，不看社會效應是行不通的。當年效法蘇聯教訓慘痛，今天效法美國帶來的后果還難以估量。

因此，我國不能盲目效法美國，不能違背農民意愿，不能違背經濟規律，更不能違背中國的現實。必須走有中國特色的土地適度規模化的農業現代化道路。一是適應現代農業的規模要求，在產業布局、產業鏈條、組織、服務和適合工廠化生產的種養業五個方面著力推進規模化。土地規模化必須嚴把適度關，農業部專家錢克明估算適度規模南方以30畝－60畝為宜，北方以60畝－120畝為宜。二是建立農地經營的準入和退出制度。農業是專業性很強的行業，不熟悉情況，不掌握技術，很容易失敗。我國現在誰都可以去搞農業經營，很多企業到農村圈地因不具備經營能力和條件，不僅導致損失慘重，也浪費了珍貴的土地資源。因此，我國農業土地規模經營必須建立準入和退出制度。三是把經營方式選擇權還給農民。中國所有改革都是農民的創造，革命年代，中國革命是農民的革命，中國農民是革命的農民；改革年代，中國改革是農民的改革，中國農民是改革的農民。沒有誰比農民更了解自己，沒有誰比農民更清楚自己該走什么路，也沒有誰比農民更對自己負責。農業的經營方式只能靠農民自己選擇，是出租，是入股，是合作還是轉包，由農民自己決定。政府要做的只可以按照經濟規律，加以引導，同時做好各種服務。

誠然，土地需要流轉，中國農村的土地流轉應分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需要靠行政力量推動的，我們稱之為“行政流”。即把一戶不足十畝的承包地分為七八塊，怎樣合成一塊。這是一家一戶辦不了、也辦不好的事情，必須依靠集體組織統一行動，當年靠行政力量細分，今天還應靠行政力量整合，在此基礎上完成確權登記頒證。這方面，安徽蒙城、河南民權等地都有很多成功經驗。第二個層面，需要市場推動的，我們稱之為“市場流”。在完成“一塊田”行政整合、做好確權登記頒證的背景下，是合作、是入股、還是出租，由農民按市場規律自由選擇。政府只應做好服務，不可強行干預。第三個層面，需要法律推動的，我們稱之為“法律流”。如抵押、擔保、買賣是現行法律不允許的，必須在國家修改憲法、土地管理法、物權法、擔保法等相關法律的前提下，才能依法流轉。當前各地政府應充分理解中央土地流轉的初衷，充分尊重農民的選擇。首先應做的是抓好“行政流”，做實“一塊田”，不應只緊盯著“大規模”的企業規模化，而不屑于“小規模”的家庭規模化，過分熱情地插手“市場流”和“法律流”，使該做的沒做好，不該做的做過了頭。“行政流”是“市場流”和“法律流”的基礎，只有做好“行政流”，才能順暢推進“市場流”和“法律流”，不然將遺患無窮。

以人少地多的美國模式移植想象，解決中國人多地少的現實問題，帶來的只能是亦如效法蘇聯的折騰后果。因此，中國農業應該、也必須跳出“東施效顰”的怪圈，因國制宜，發掘傳統農業精華，借鑒現代農業經驗，用“歷史的耐心”走好自己腳下已經生成的道路。

困境三：經營主體的選擇

我國農業經營主體主要有六個類型：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社會化服務組織、龍頭企業、小農戶。不論哪種類型，都離不開家庭經營這個核心要素。家庭既是基本經營單元，也是主體、主力、主導。但不少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強力推進土地集中連片，千方百計扶持所謂的龍頭企業搞成千上萬，甚至幾萬畝的大規模經營，以為政府和企業才是農業經營的未來主體，這是十分荒謬的。

農產品生產相對于工業產品生產有六大自身特點：不可間斷、不可倒序、不可搬移、是活的生命體、遵循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兩個規律、結果只能最終一次性顯現。

這六大特點決定了農業必須以家庭經營為單位。這是古今中外農業發展的基本經驗，小崗村的大包干取得成功的關鍵就是恢復了農業的家庭經營功能。農產品生產無法并列交叉作業，生產的繼起性、周期性、季節性、地域性比較強，栽種、管理、收割等各階段的勞動強度不同，要求勞動者有非常好的執行和協作精神。自然因素、外界環境等影響較大，同一地塊的農產品生長都有差別，要求團隊勞動者之間能進行有效的信息溝通。這些都要求整個勞動團隊的每個勞動者都要盡心盡力，盡心盡責，這樣的勞動團隊只有以家庭為單位才能做到。同時，農產品生產很少有中間產品，而且產品個體具有獨特性。對具體勞動者在某一單獨時期、某一批次產品的勞動質量、效率和重要性，很難具體衡量，衡量不準就不能做到準確激勵。如果進行全過程監督考核，其成本高到無法承受，因此，農業必須由一個最佳利益共同體經營，在各種社會組織中，只有家庭能夠做到在勞動分配中執行力最強、勞動最盡責、監督成本最低，也只有家庭能夠做到在勞動成果和利潤分配過程中矛盾最小，離心力最小。

家庭是無與倫比的最佳利益共同體，只有家庭才能實現農業效益的最大化。在發達國家，美國家庭農場占86%，法國占88%，歐盟15國平均占88%。在中國，2億多農戶進行家庭經營，用占世界1/10的耕地生產出占世界1/5的糧食總產量，養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這是最有力的證明。

歷史的教訓已經昭示我們：農業經營的主體不是政府，不是企業，而是家庭。當年“公社+社員”，是政府在種地，種到餓死人。“公司+農戶”，是企業在種地，弊端正在顯現。中國農業必須走“農戶+農戶”的路子，才是正途。目前，全國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的企業大約1500萬家，這1500萬家企業平均壽命5年左右，農業企業的風險更大，大公司經營農業隨時都有破產的危險，這個風險立馬就會從社會轉嫁到政府頭上。今天鼓動兼并，到時苦果自食。

困境四：現代農業等同于農業現代化

不少人把現代農業與農業現代化混為一談，以為只要土地實現規模化，再加上現代設施、現代技術，就是農業現代化了。這種片面的理解，很容易把農業現代化建設導入歧途。現代農業與農業現代化不是同一個概念，最根本的區別是追求目標不同，現代農業追求的目標單一，就是經濟；農業現代化追求的目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體現為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五位一體。

人類農業發展已經歷了三種形態，原始農業、傳統農業、現代農業。原始農業就是刀耕火種的農業；傳統農業就是農業在一個封閉的內循環狀態下向前滾動發展的農業；現代農業就是打破了封閉的內循環格局，注入外力，拉長產業鏈的農業，就是對傳統農業的改造和提升。現代農業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現代時期有兩個主要標志，即注入了兩個外力，一是化肥、農藥的使用，二是用機械代替了人力、畜力；后現代時期的主要特征，是拉長了產業鏈條，建立了農業、農產品加工業、農業服務業這樣一個一、二、三產聯通上中下游一體、產供銷加互促的產業體系。這個產業體系就是我國現階段農業現代化需要建設的產業體系。

農業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就是要通過科學技術的滲透、工商部門的介入、現代要素的投入、市場機制的引入和服務體系的建立，用現代科技改造農業、用現代工業裝備農業、用現代管理方法管理農業、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服務農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增加農民收入，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

農業現代化，農業是本體，農民是主體，農村是載體。現代農業只要求實現“本體”的現代化，這是不完整的現代化，“主體”和“載體”如果不能同時實現現代化，“本體”農業就無法實現現代化。只追求單一的經濟目標，不追求五位一體的綜合目標不是農業現代化。因此，必須重構農業現代化體系，重啟農業現代化議程，做到“三體共化、十農并進”。“三體共化”，即作為本體的農業，作為主體的農民和作為載體的農村要共同實現現代化。“十農并進”，就是要在農村人才、農民組織、農民工、農村道路、農田水利、農村土地、農產品與農資價格、農村金融、家庭農場、農村環境等方面共同建設，同時推進。

總之，從理論層面上看，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建設應著力于“五個創新”：一是內涵創新，構建一、二、三產融合，上中下游一體，產供銷加互促的產業體系；二是外延創新，實現“三體共化、十農并進”；三是目標創新，邏輯目標追求是土地產出最大化，不同于美國的勞動力產出最大化；綜合目標追求是“五位一體”，不同于現代農業的單一目標；四是路徑創新，外延擴張帶動與內涵改造提升并重，讓劉易斯模式與舒爾茨模式并重；五是結構創新，重構農業生態系統，從廣義的生態學視角出發，使農業現代化追求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自然五大目標領域按照生態學原理在重構自身的同時，建造五位一體的整體構架。

困境五：“錢途”茫茫

“貨幣戰爭”的硝煙已經彌漫在世界角角落落，唯有九億人口的中國農村還處在盲區。農村金融是農村生產生活的血脈，但是從1997年開始，原來在農村設有網點的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了降低成本，紛紛將分支機構撤離農村，退出農村市場，對農村實行只存不貸，從農村“抽血”，輸向城市、輸向工業的一邊倒方針。長期以來，一些縣市存貸比高達70%－80%，中國20多年以來農貸在全部貸款總額中的占比僅5%左右，印度均在20%左右，高的年份達到25%，有關資料顯示，印度農戶貸款率97.1%。印度進行過三次農業革命，過去吃不飽飯，現在成了農產品出口大國，重要原因就是農村金融比較適合農業發展的需要。他們3-5個村都開辦一個政策性的銀行，為方便貸款，力求給每家都開設賬戶。剛組建不久的新一屆政府又在猛推“大眾金融計劃”，即廣泛開展為社會成員開戶活動，以此激發社會的活力，創造創業環境。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示范，值得我國借鑒。

美國有9000多家銀行，我國只有1200多家銀行，其中上千家是村鎮銀行。臺灣地區1949年就成立了土地銀行。目前全國小貸公司發展較快，全國8000多家都沒有身份證，監管上也存在許多漏洞。因此，要解決農村“錢途”問題，政策性銀行必須伸腿下鄉，農村本土金融必須快速成長。1999年1月，國家一紙命令將4.5萬家鄉村兩級合作基金組織全部砍掉，今天看來這是過于草率之舉。如當時進行規范整頓、扶持成長，中國今天的農村經濟社會將是另一番景象。在市場化、全球化的今天，培育農村金融的本土力量，讓農民在貨幣戰爭的“正規戰”中學會“游擊戰”，應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首先應大力發展各類農民互助金融組織，這是解決2億多小農戶資金奇缺最有效、最便捷，也是最成功的路子，各地應鼓勵發展，放手發展，幫助發展，扶持發展。其次，從實踐看，安徽農信社改為農村商業銀行的做法也值得推廣，全省83家法人機構中，已有64家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其余19家年底完成改制，省社也在積極推進改制。截至2014年6月，全系統存款余額由2004年的712億元猛增到5583億元，增長了7.9倍，貸款余額由513億元增加到3713億元，增長了7.2倍，不良貸款由39.3%下降到2.99%，歷年虧損掛賬得到全部消化。存、貸款占全省銀行的市場份額分別達到18.26%和17.26%，服務三農能力大大增強，累計無償代發三農補貼4億筆。金農卡、社保卡和ATM機市場份額均居全省第一。但在今后的發展中應有一定的政策約束，確保其為三農服務的宗旨不能變。

困境六：耕進草退、北糧南運、人畜爭糧

中國農業整體布局的走偏，帶來諸多結構性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錯位：系統錯位、格局錯位、利用錯位。

一是系統錯位。人類農業有兩大系統：草地農業系統和耕地農業系統。我國現在是草地農業系統越來越萎縮，“以糧為綱”的“糧食情結”使耕地大舉侵占草地，耕地農業越來越發達，草地農業在逐步退化，而人類對肉食的需求又在與日俱增，人們的食物消費結構由8：1∶1變成4∶3∶3（即過去吃8斤糧1斤肉1斤菜，今天吃4斤糧3斤肉3斤菜）。草地超載過牧達到36%，超載過牧又使草場不斷退化。內蒙古超載1000多萬頭。建國以來，國家給內蒙古草地的補貼每年每畝僅0.16元，近幾年雖大幅提高，每畝也僅3元。草地農業與耕地農業兩大系統的錯位發展，帶來諸多隱患，一些土地亟待退耕還草，恢復自然生態。

二是格局錯位。我國南方雨水充足，自古以來就是魚米之鄉，中國歷史上就形成了“南糧北運”的格局。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今天南方一些地方不再種糧。廣東糧食自給率不足30%，福建、浙江不到40%。中國糧食“十一連增”，主要靠的是水土光熱條件差的北方生產，缺水就抽地下水，過度超采已使華北平原20多萬平方公里范圍內成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為解決北方缺水，國家投巨資搞三條南水北調工程，專家測算，送到北京的水，僅成本價每噸就要30元，如果用這個水去種小麥，每斤小麥僅水的成本就高達15元。用“南水北調”的水種出糧食，再把糧食運到南方供應市場，這又是變相的“北水南調”，是到了該嚴令南方產糧地區實現糧食自給的時候了。

三是利用錯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鏈“人吃種子、畜吃根莖葉”，然后人畜糞便還田作肥料，農業就是在這種循環中向前發展。我們今天打亂這一規律，讓動物與人爭糧。2013年，全國養牛1.5億頭，羊5.6億只，加上其他畜類和家禽消耗，飼料糧高達3.8億噸，動物吃掉6億噸糧食總產量的大半，近年來每年都以10%左右的幅度在增長。按照傳統養殖模式，一只羊日食3斤草、7個月出欄；一頭牛日食15斤草、一年出欄。全國每年僅6億噸農作物秸稈就可以飼養出數億頭（只）的牛羊。因此，應大力發展草食性畜牧業，尊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鏈規律，這樣才能實現生態有機、可持續的發展。而目前的現實是，大家都急功近利、心態浮躁，不喂秸稈喂糧食，從而導致農作物秸稈無處存放。農民為爭種植茬口，一火焚之。政府為防焚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圍追堵截，干群矛盾極端對立。為農作物秸稈找個合理出口，一面采用新科技綜合開發利用，一面恢復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鏈規律才是萬全之策。

困境七：種子被殖民化

中央已明確對糧食供給定位：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國人的飯碗里主要裝自己的糧食。當今控制世界有“三金說”，貨幣是黃金，石油是黑金，糧食是白金。發達國家正以“白金戰略”，從源頭上控制別國糧食安全、糧食主權。

美國在種子問題上有著極強的控制力。2013年，世界銷售排在前十位的種子公司中，美國占4席，第一、第二、第七、第九位種子企業都在美國。2013年，世界最大的轉基因種子公司孟山都總收入149億美元，毛利77億美元，利潤率高達51.7%。中國7000多家種子公司不及美國一家，美國杜邦先鋒的玉米種子占世界80%銷量。我國是大豆的故鄉、大豆的原產地，但是我國大豆已被美國轉基因大豆擊垮，基本上全軍覆沒。目前，進入我國種業的外資企業已有25家，他們均以強勁的勢頭擠占我國種業市場，擠兌我國種業發展。種業主權已經引起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高度關注。美國“9 · 　11”　之后出臺生物國防法，日本、印度等國積極采取措施，應對種子帝國控制，爭取種子民主。歐盟諸國也紛紛出臺法案，防止種子被殖民化。

轉基因種子是種子帝國實施種子殖民化的關鍵手段，這是被美國人稱為“屠龍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從1962年就開始研究轉基因，到現在已有50多年歷史。基因編輯器具有刪除、添加、激活、抑制等多種功能。美國目前的技術可以使幾乎所有的農產品都能實現轉基因化。轉基因是技術，是不是科學還有待驗證。技術就帶有主觀性，科學才具有客觀性。人們常說真善美，自然科學解決真、人文科學解決善、藝術科學解決美。轉基因屬于自然科學，只能解決真，是把雙刃劍。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這個問題上特別強調，“中國人的飯碗里主要裝自己的糧食”，對于轉基因問題必須堅持“研發要深入，推廣要慎重”。

種業是農業的基礎產業，農業現代化的前提是種業現代化，糧食安全的前提是種業安全。要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就必須把種業緊緊握在自己手中。種業必須上升到國家理念、國家意志、國家戰略的高度予以謀劃。

困境八：農業后備軍的培養

全國六千多萬留守兒童，加上兩千多萬隨父母到城里漂流讀書的孩子，這個群體就是中國未來農業的后備軍。江蘇盱眙縣調查，青少年案件中87.5%都是來自于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已成差生孩子和問題孩子的代名詞。

農民進城打工，雖然掙了一些錢，與務農相比即期收益有所提高，但許多無形的、非物質性損失和未來長期性損失是不可估量的。“一萬打工錢，三代離別淚。”特別是兒童教育問題，目前可以說是令人憂心。1992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聯合國承諾，教育投入到2000年占GDP的4%，這一目標到2013年才得以實現。教育投入不足，全國推行撤點并校，由原來的50多萬所撤并到20多萬所，撤了一半。農村小孩面臨著新的上學難，有關調查顯示，農村小學生家離學校的平均距離為10.8里，初中生為35里。農村教育落后導致嚴重后果，5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時間為7.8年，1億多初中生不能上高中，直接走上社會打工，使我國的農業后備軍科學文化素質難以提高。

近年來，日本實施接班人計劃。1993年，日本制定《農業經營基礎強化法》之后，農地流動的方向主要是向“認定農業者”集中。“認定農業者”指那些在改善農業經營效率和擴大規模上有積極性的農業經營者，政府從大學畢業生中招募有志于此者然后培養，由市町村進行選擇和認定，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農業經營者的能力，培養掌握現代技術的農業經營接班人。被認定者即可獲得諸多農地經營方面的優惠政策支持。這種做法值得我國借鑒。

我國即將有600多所本科院校改成職業技術學院，這是一件符合中國實際的好事。農村教育，尤其貧困地區、農業大區的教育，應改變千軍萬馬擠一條獨木橋的現狀，由精英教育模式改為生存教育模式，讓大多數孩子從小就學習掌握一門生存發展的技能，以此培養大量的“留得住、用得上”的鄉土人才。印度有一萬多個教育機構，80%以上都是培養技能型人才。美國正在開展“工匠運動”，在社區興辦“工匠空間”。美國總統奧巴馬于　2014年6月18日　舉辦“白宮工匠嘉年華”活動，并擬撥1250萬美元作為獎金，獎勵全國工匠教育和培訓。美國把這項活動作為培養制造業人才的平臺。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

六千多萬留守兒童和城市中兩千多萬的“小漂族”是中國未來農業的后備軍，未來職業化農民只能從這個群體中產生，他們的綜合素質問題事關農業現代化的成敗。不抓好他們的教育，農業現代化只能是“空話”。

困境九：“后打工族”的后顧之憂

“后打工族”是指由于年齡、身體、技能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返回家鄉重新務農的農民工。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群體越來越龐大。他們的生存狀態關乎和諧社會的進程和中國現代化的質量。當一些80后、90后農民工拖著拉桿箱，哼著網絡歌曲三三兩兩進城尋夢時，一些上了年紀的農民工正陸陸續續扛著標志性的蛇皮袋卸甲歸田。但這絕不是榮歸故里，更不是衣錦還鄉，而是一種苦澀的選擇，一種無奈的回歸。

之所以打道回府，要么是年齡大了，干不動了；要么是自身的技術不能與時升級，干不了了；要么是傷病纏身，不能干了。他們是被城市“干完活走人，市民權免談”政策遺棄的一族。

他們很愛城市，但城市不愛他們。北京有800萬北漂，但每年只有18萬轉戶口指標，戶口已炒到70萬一個。積分制是一條入戶通道，但上海、深圳實行積分制的城市，一年靠積分入戶的僅3000個左右。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農民工普遍向往城市，有回鄉意愿的僅占7%，但現實是在城里買房的僅占0.7%，這兩個“　7”　的巨大反差，值得社會深思。從表面上看，“后打工時代”表現為用人企業與農民工之間的矛盾，背后隱藏的卻是現行的農民工體制，無法保證他們在年輕時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轉型。由于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農民工向產業工人轉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數農民工來到城市之后，無法實現“能力再造”，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就業、住房、社會保障、衛生服務、教育等方面權益，只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從事簡單的、機械的、低水平的勞作，通過出賣體力和青春換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機會。一旦沒有體力可出、青春可換，那么“回家”也就成了農民工唯一而又無奈的選擇。“用之而不養之，用之而不護之，用之而不留之”，“后打工時代”集中體現了我國現行農民工體制的弊端，集中反映了工業化對農村勞動力資源的掠奪性使用。對他們來說，從農村到城市再回到農村，是歷史的宿命，想掙脫都掙脫不了。盡管中央正在出臺一系列政策逐步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但對于老一代農民工為時已晚。

這個群體當前面臨的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是職業病問題。全國有兩億多職業病患者，主要是農民工群體。一份調查顯示，85.7％的農民工職業病患者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在人生面臨生與死兩大關頭的關鍵時刻，身處何處是社會文明程度的主要標志，在家還是在醫院是生活質量的根本體現。社會上將看得見的流血的傷叫“紅傷”，看不見的不流血的傷叫“白傷”。后打工族群體主要是“白傷”問題。如果若干年之后這些人職業病高發，打工掙的錢也已花光，那不光是個人的痛苦，更是家庭的負擔、社會的包袱、政府的責任。上億患者對農村、農業的拖累，今天很難想象出會是怎樣的結果。

困境十：日益惡化的資源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有3億多畝耕地沒了，英國有個“羊吃人圈地”運動，中國有個“房吃人圈地”運動。我們20億畝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積的不足十分之一，但我們要養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們人均耕地只是美國的十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連比我們窮的印度人均土地都是我們的1.2倍。我們比美國多十億人口，但美國卻比我們多近十億畝耕地，我們糧食總產6億噸，每年還需要進口約10億畝土地的產出物才能滿足社會需求。全世界糧食總產25億噸，參加國際貿易的只有3億噸，我們每年購買9000多萬噸，購買量占總貿易量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小麥、玉米、大米、棉、油、糖等主要農產品樣樣需要進口。即便全世界糧食貿易3億噸，全買來還不夠我們消費半年的，那樣我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世界公敵，全世界有上百個國家缺糧，我們全買了，人家就完了。

耕地的數量銳減，質量也在嚴重退化。化肥、農藥、農膜、重金屬污染愈演愈烈。過去10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3倍，而用水量增加了7倍，水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中國是世界上13個貧水國之一，人均淡水資源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7%，且主要集中在長江以南，占81%，而長江以南的耕地只占全國的36%，北方少水，且雨量時空分布不均。

到2013年底，中國有水庫98002座，水電站46758座。百米以上大壩全世界45000座，中國占22000個，世界第一，美國只有6600個。大壩造成的生態破壞十分嚴重，以湖北魚苗為例。湖北是中國四大家魚天然魚苗產地，年產200億尾，2007年三峽蓄水后，年僅2億尾，銳減98%。2005年長江水域已建成水庫45694座，占全國53.7%，長江魚類捕撈量因此由1954年的45萬噸下降到近年的6萬噸。最近美國流行的大片《拆壩》紀錄美國如何正為恢復生態而拆除水壩，美國人認為凡是河流都必須有自然生長的魚類，這才是正常的生態。近年來，美國拆壩年均50－60座，中國人依然在筑壩，且以世界最高為驕傲，它截斷的不僅僅是水，而是無數條賴以生存的生態鏈。物種的多樣性也會因生態鏈的斷裂而趨于消亡。

到2011年，全國流域面積100平方公里的河流已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5萬多條減少到2.29萬條，流域面積50平方公里的河流僅有4.5萬條，還不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流域100平方公里的多。

水體污染不僅受到農業的農藥、化肥面源污染和工業的廢水排放污染，更受到醫藥的污染。我國人均消費抗生素138克，是美國的10倍以上，居世界第一，我國地表水含有68種抗生素，有的含量高達幾百納克（工業發達國家一般小于20納克），另有90多種非抗生素藥物從地表水中檢出，說明每個人每天只要一張嘴都在被動地吃下150多種藥物。工業廢水已經使我國產生了260多個癌癥村。我國已有1/3國土被酸雨覆蓋，可謂逢雨必酸。生態環境的惡化，使農業生產嚴重受挫，食品安全源頭受阻。中央提出對生態環境損害要實行責任終身追究制，這是世界上最嚴厲的制度，但落實起來還需要深入細致的制度探討，因為它時長、面廣、人眾，責任的分割、認定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一些人就是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在不擇手段地“改天換地”，“只要壘起金山銀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是他們的座右銘。杜甫當年慨嘆：“國破山河在”，我們今天絕不能讓“國在山河破”。全社會都應克服“人是自然的主人”這一錯誤認識，樹立“人只是自然中的一員”的正確理念。自然生態的惡化實質上是社會生態扭曲的惡果。（完）

作者：劉奇  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首席專家、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