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富民鄉村產業，是保障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和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重要方式。《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陜西多地調研發現，脫貧攻堅以來，部分地區農業生產以“合作”形成“類公司”的組織形式發揮了重要帶動作用，打下了特色產業基礎，還出現了一批致力于耕耘高質量農產品的農業公司。　　

但基層農業從業者反映，隨著前期解決賣難問題獲得明顯收益后，增長瓶頸出現。一些“合作”高產不高質，一些中小農業公司面臨高質難高效難題。　　

農業專家指出，隨著農業基礎設施的完善，農業生產的“物理壁壘”逐漸被打破，“村村有產業”的發展格局基本形成。農業生產經營規模不斷擴大。但以何種生產組織方式進一步提質增效，打破“價值壁壘”，仍是農業產業現代化和鄉村振興需要破解的難題。當前來看，農業提質增效首先要從全產業鏈上解決農產品的標準化。

▲ 陜西省紫陽縣雙橋鎮四坪村的茶園 邵瑞攝　　

依靠合作社發展幾乎是貧困地區農業生產最具代表性的組織方式，核心是以分散的農戶生產為基地，利用合同和協議的形式把農戶與合作社加工、銷售聯結起來，形成利益共同體。脫貧攻堅以來，在全國多地，這種方式客觀上起到一定的帶動扶貧作用。　　

陜西省漢中市留壩縣2016年依托村支部組建了集生產經營、公益服務于一體的村級扶貧互助合作社。扶貧社社員為全體村民，理事長為村支書。主要組織農戶種養和對接龍頭企業銷售農產品，將農戶和當地培育的龍頭公司聯結起來。　

目前，留壩全縣已成立73個扶貧社，覆蓋全縣所有村。2019年，當地農產品銷售收入1.5億元，扶貧社利潤分紅480萬元，人均增收4600元。　　

陜西省渭南市蒲城縣2017年開始探索“黨支部+”的扶貧產業發展模式。鑒于各村村情和發展能力不一，當地采取強村帶弱村的方式共同形成股份經濟合作社，組成產業聯盟。黨支部形成的聯合黨委對合作社進行經營和管理。目前，蒲城已形成北部蘋果和香菇、中北部旱腰帶金銀花、西部奶山羊、南部設施瓜菜和酥梨的產業格局。截至2019年底，全縣貧困人口人均年收入9717元，比2014年增長296%。　　

記者調研發現，選擇合作的組織方式和地理區域、發展能力等密切相關。留壩縣位于秦巴山區，是國定貧困縣，可耕地少，鎮村距離城市遠，交通不便導致農產品銷售困難。扶貧社充當“中間人”主要起信息橋梁作用，讓小農戶對接大市場。蒲城位于關中平原，交通相對便利，但村情差異導致發展不均衡現象明顯，各村合作形成幫扶聯盟，主要解決發展能力不足問題。　　

記者看到，扶貧社和股份社中的人員配置、管理章程、經營方式等和一般公司相似，呈現出一種“類公司”的形式，這種組織方式在銷售端作用非常明顯，解決了賣難，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和壯大集體經濟，但不足是對生產端的干預較少，農產品生產標準不一，質量參差不齊。

留壩和蒲城的一些合作社理事長表示，隨著產業規模擴大，“做饅頭可以，做更加精細、價格更高的蛋糕還得琢磨”。蒲城黨定村黨支部書記胡宏社說，現在圍繞羊奶產業，牧草種植、奶站收購、肥料銷售等鏈條做了起來，“可以明顯感覺到，高品質、標準化生產的奶源需求量大，但是目前來自各家各戶的奶標準不統一，難以做到品質農業精細化、規范化管理要求，這種發展可能會觸到天花板。”　　

記者在我國成立最早的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陜西楊凌和陜西傳統茶葉產區安康紫陽看到，掌握一定農業技術、管理和生產等經驗的農業公司紛紛涌現，農產品標準化明顯提升。　　

但在經營過程中，一方面，一些公司形成了標準化種植和高質量產出，仍面臨生存和發展困境；另一方面，小公司的個體標準難以企及大客戶的行業標準，導致公司效益提升面臨天花板。　　

王小鐵今年48歲，先后在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從事涉農產業。2012年，他來到楊凌流轉了500畝土地，開啟了有機獼猴桃種植之路。“陜西獼猴桃產量占我國的1/2，占全球的1/3，但好品質的獼猴桃仍大多依靠進口，這個產業發展前景應該不錯。”他說。

為了達到有機標準，他修建了環繞果園一周的砂石生產道路和防護林帶，避免農藥污染。為了培育有機土壤，他專程從內蒙古運來羊糞鋪在地里，還種上豆苗替代化肥給土壤增加養分。為了保證純凈且持續的灌溉水，他的水井深度達到180米，還配套安裝了水肥一體化自動控制系統。　　

八年間，王小鐵幾乎日日扎在田間，品種質量在行業評比中獲得一等獎，但高品質并不代表高效益。八年來投資已逾3000萬元，他還未真正實現贏利。　　

王小鐵和一些農業公司負責人認為，農業高投入和回報周期長、農產品市場魚龍混雜導致“劣幣驅逐良幣”、銷售渠道限制等，是農業公司面臨的主要難題。　　

相比動輒投資上千萬元的規模化農業公司，一些投資數十萬元的小型農業公司數量不少，面臨公司的小標準難對接行業大標準問題。　　

茶葉產業是安康紫陽縣的農業主導產業。全縣17個鄉鎮均產茶，總面積達24萬畝，年茶葉產量7538噸，全縣茶企、茶廠300余家。安康閩秦茶業股份有限公司是紫陽頗具規模的茶企，公司負責人陳瑛麗兼任陜西省茶葉協會副會長，他說，前年北京一家公司來紫陽考察，擬收購上千噸茶葉。“一兩家公司吃不下”，需要多家公司聯合提供茶葉，但因為多個公司茶葉品質不統一、標準差異大且達不到行業標準，最終大單落空，讓人遺憾。　　

“核心的問題在于，農業公司要不斷鉆研向行業標準靠近，從小打小鬧到抱團成長，利潤空間才會不斷提升，才能形成地區品牌影響力。”陳瑛麗說。　　

隨著交通設施、農業設施和信息流通不斷完善，農業生產的“物理壁壘”逐漸被打破，但以何種生產組織方式進一步提質增效，打破“價值壁壘”，仍是農業產業現代化和鄉村振興需要破解的難題。　　

長期從事農業農村研究的陜西省社科院科研處處長王建康指出，農業公司背后的一批農業農村人才隊伍，對填補農村產業短板、提升農村發展大有裨益，加強這個隊伍的政策扶持是政府部門應該考量的現實議題。　　

一些農業公司負責人認為，“做蛋糕”投入大、回報慢是現實，從當前農業市場環境看，僅僅依靠市場本身的規律，農業公司出路很窄。　　

“不同于合作社的集體屬性和顯見的帶動性，囿于農業公司的個體身份屬性，地方政府對我們的支持力度其實很有限。”王小鐵說，農業公司流轉土地進行集約化生產也在帶動農戶務工等，更重要的是給農戶在種植理念方面的示范效應，這些“隱性效益”未被充分估量。

專家表示，“合作”模式繞開生產環節，公司模式面臨周期長和投資大的雙重壓力，應整合二者長處，提升合作生產的標準化，這樣既可提質以順應消費升級，又可增效以滿足投資者期待。

內容來源：《瞭望》2020年第47期 記者：劉書云?張斌；農業行業觀察整理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