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業現代化經歷了幾十年的歷史性探索和長期不懈的實踐，從新中國成立初期以發展生產力為主要目的，一步一步轉變為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框架下大力發展生態循環農業，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是，在資源約束加大、人口壓力加劇、國際環境復雜、農民增收難度加大的形勢下，我國農業現代化也面臨著嚴峻挑戰。進一步轉變增長方式，建立高效、優質、節約、友好的品種研發體系，鼓勵支持新型經營主體品牌化經營，促進建立“四位一體”的農業經濟體系，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未來方向。

我國發展現代化農業的歷史探索

新中國成立70年來，“農業現代化”的內涵，依據不同歷史時期所面臨的不同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根據生產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在農業實踐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將我國農業現代化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以發展生產力為核心的農業現代化階段；效率優先、兼顧環保的生態農業示范階段；高效、優質、節約、友好的現代化農業階段。

以發展生產力為核心的農業現代化階段（1949年至1984年）

1949年，我國糧食播種面積16.5億畝，單位面積產量68.62公斤/畝，糧食總產量1.13億噸，而全國人口總數為5.4億人，人均糧食占有量為208.9公斤，比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的溫飽線——280公斤低了70多公斤。提高糧食產量，成為當時的必然選擇。

增加耕地是提高糧食產量的首要條件。有研究認為，糧食播種面積對糧食產量的產出彈性達0.8，即糧食播種面積每增加1%，糧食產量將增加0.8%。新中國成立初期掀起的大規模墾荒運動，使得1949年到1956年之間，共增加耕地3.96億畝，增幅達24%，糧食總產量增加7957.2萬噸，增幅達70.3%。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1953年至1957年，群眾性的小型水利建設效果明顯，灌溉面積不斷擴大，1957年達3.75億畝，比1949年增加1.36億畝。此后雖然社會主義建設遇到曲折，但水利建設規模大、力度強，到1984年共修建水庫8.5萬座，其中大型水庫338座，有效灌溉面積提高至6.67億畝。

農業機械化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關鍵。1952年，我國開始試辦國營拖拉機站，到1983年，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達1.8億千瓦，排灌動力在抗旱防澇中基本替代了人畜力提水，糧、棉、油、飼料等農副產品加工也基本實現了機械化。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由1952年的266.21元/人年，上升至1984年的1041.25元/人年，提高了2.9倍。

化肥是糧食增產的重要物資。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化肥產量不足3萬噸。上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我國先后從蘇聯和西方國家引進大型化肥化纖設備，同期又自行設計了幾十個中型氮肥廠。1984年，我國農用化肥產量達1482萬噸，比1950年的7萬噸增加了210倍。1981年全國化肥試驗網就化肥對農作物增產的效能試驗結果顯示，糧食增產40%來自化肥。

種子是糧食增產的重要因素。種子行業經歷了家家種田、戶戶留種，“四自一輔”（主要依靠群眾自繁、自選、自留、自用，輔之以必要的調劑），“四化一供”（種子生產專業化、加工機械化、質量標準化、品種布局區域化，以縣為單位，組織統一供種）等階段，為良種研發、繁育、推廣提供了體制保障。1957年，我國學者李競雄和鄭長庚主持育成了高產的玉米雙交種農大7號。1974年袁隆平育成中國雜交水稻強優組合南優2號。1982年，全國基本實現良種化，水稻良種覆蓋率90%，雜交玉米70%，雜交高粱80%。

通過增強生產要素投入，我國農業生產力得到了較大發展。1984年糧食總產量為4.07億噸，比1949年增加了2.94億噸；畝產量240.55公斤，比1949年增加了172公斤；人均糧食占有量392.84公斤，是1949年的188.05%。

效率優先、兼顧環保的生態農業示范階段（1985年至2011年）

1985年6月，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發文提出發展生態農業，為我國農業現代化指出了新的發展方向。

“生態農業”概念誕生于20世紀30年代。70年代后一些發達國家率先掀起了以保護農業生態環境為主的替代農業思潮，發展生態農業被認為是其中的一種重要途徑。我國在環境污染事件頻發和首次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觸動下，開始了以“三廢”（工業廢渣、廢水、廢氣）治理為主的環境調查和保護工作，學者們則于70年代末提出了發展我國生態農業的建議。

在這之后，北京、浙江、重慶等地開始了區域性的生態農業試驗，但由于當時農業部門的主要精力在配合全國性環境治理上，并未及時給予相關政策支持。1985年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發文之后，全國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先后建立了19個生態農業試點。1993年，農業部、國家計委等七部委研究決定在全國組織50個生態農業試點縣。2000年，七部委啟動第二批50個生態農業示范縣建設。

盡管生態農業示范縣建設在全國起到了較大的帶動作用，但是數據表明，這個時期的農業經濟主要特征仍然是效率優先。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最大限度地開墾荒地，耕地面積從1985年的14.5億畝增加到了2011年的18.4億畝。與此同時，水庫數量由1985年的8.32萬座增加至2011年的8.86萬座，其中大型水庫由340座增加至567座。2011年有效灌溉面積達9.25億畝，比1985年的6.61億畝增加了2.64億畝。農業機械總動力由1985年的20912.55萬千瓦，攀升至2011年的97734.66萬千瓦。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由1985年的1162.7元/人年提高至2011年的29644.43元/人年，提高了24倍多。

此外，全國化肥產量由1985年的1322.2萬噸升至2011年的6419.39萬噸；畝均化肥施用量由1985年的8.24公斤，提升至2011年的23.79公斤。農藥產量由1991年的76.53萬噸，提高到2011年的178.7萬噸，農藥畝均施用量由0.34公斤提高到0.75公斤。通過市場開放和種業競爭，種子企業逐漸成為創新主體。據農業農村部數據，截至2011年，全國持有效經營許可證的種子企業達6991家，農業植物新品種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達9016件和3713件。

2011年，糧食總產量達5.88億噸，比1985年的3.79億噸提高了55.15%；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從1985年的232.2公斤/畝提升至347.25公斤/畝，提高了49.55%；人均糧食占有量提高到437.82公斤，超過糧食安全線（400公斤）37.82公斤。

可見這一階段，我國在生態農業方面作出了有益且深入的探索和實踐，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總體來看，具有效率優先、兼顧環保的特征。

高效、優質、節約、友好的現代化農業階段（2012年至今）

在此階段，農業現代化的內涵進一步擴大，并對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消費者利益與農業現代化直接掛鉤。2005年之后，我國相繼出現了“蘇丹紅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湖南毒大米事件”等，一系列的事件加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的出臺。

內源性污染成為現代化農業亟需解決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畜牧業發展迅速。2017年生豬出欄量70202.1萬頭，出欄肉羊30797.7萬頭，家禽出欄量130.2億只，畜禽糞便成為新的污染源。2017年全國畜禽糞污產生量約38億噸，比2010年的32.5億噸增加了5.5億噸。雖然2017年的畜禽糞污綜合利用率從2010年的37%提升至64%，但總體仍然偏低。另外，我國年產約9億噸秸稈被大量焚燒，由此產生的二氧化碳等氣體加劇了大氣污染的問題。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下降。2014年，延續了10年之久的收儲制度破冰改革，使得主要農產品價格下跌。這導致農民家庭經營凈收入增幅下降，在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74.45%下降至2018年的36.66%。

由于成本高漲、收儲制度改革滯后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家糧食安全出現了結構性矛盾。以大豆為例，據國家糧油信息中心數據，2012－2013年度，我國大豆年度總需求量為7465萬噸，但產量卻只有1360萬噸，嚴重供不應求。2016年玉米總消費量1.78億噸，而當年總產量卻高達2.65億噸，嚴重供大于求。如何以市場化手段調節供求關系，成為新形勢下農業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基于以上多種情況的出現，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并納入“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創建生態文明示范縣和示范村鎮。2014年1月，環境保護部發布了生態文明村（18項）、鎮（21項）量化指標。2015年4月，農業部印發《關于打好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實施意見》，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一控兩減三基本”（即嚴格控制農業用水總量，減少化肥和農藥使用量，畜禽糞便、農作物秸稈、農膜基本資源化利用）的目標。2015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意見》，明確把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根本途徑。除此之外，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對農業現代化的長期目標和短期任務作出部署。

經過以上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和政策推進，高效、優質、節約、友好等多方面訴求的農業現代化新內涵日益形成。

我國發展現代化農業的現狀

70年來，我國農業現代化內涵與時俱進，農業現代化實踐不斷取得進步。但在解決舊問題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需要重視和研究的新問題。面對資源約束加大、增收難度提升、安全形勢嚴峻、環境壓力加劇的多層次挑戰，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任重道遠。

我國現代化農業取得的成績

糧食生產能力不斷提高和鞏固。為夯實糧食生產能力，2017年3月，國務院《關于建立糧食生產功能區和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的指導意見》決定劃定9億畝糧食生產功能區和2.38億畝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截至2018年7月底全國已劃定糧食生產功能區1.77億畝和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0.34億畝。同時在“兩區”基礎上創建集中連片、生態良好的高標準農田。據農業農村部數據，截至2018年底，全國已建設高標準農田6.4億畝。截至2018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了6.58億噸，是1949年的5.8倍，連續7年穩定在1.2萬億斤以上；糧食播種面積連續7年穩定在17億畝以上；單位面積糧食產量連續7年保持在350公斤以上。

現代化農業科技實力取得可喜進步。2018年我國農業科技貢獻率達58.3%，比2010年的52%提高了6.3個百分點。2017年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接近10億千瓦，機播面積18.4億畝，機耕面積13.5億畝，機收面積14.2億畝，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67%。2018年我國良種覆蓋率超過97%，良種對增產的貢獻率達到45%。

農產品品種結構發生明顯改變。經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8年玉米播種面積由2015年的67453萬畝調減為63194萬畝，調減了4200多萬畝；2017年大豆播種面積由2013年的7050萬畝擴大到8245萬畝，增加了近1200萬畝。改革后，價格由改革前較高的臨儲價格向較低的進口價格靠攏，起到了調節供求關系的作用。

農產品質量得到顯著提升。據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數據，2018年“三品一標”產品總數為121827個。其中，綠色食品數量為30932個，有機食品數量為4323個，無公害食品數量為84049個。綠色食品抽檢合格率達99.34%。

農民持續增收，城鄉差距縮減。在宏觀經濟趨緩和農產品價格下降的雙重背景下，農民增收速度由兩位數縮減為個位數，但仍然保持在8%以上，高于GDP增速兩個百分點左右。此外，城鄉居民收入倍差降至2.69，為18年來的最低點。

農業生態環境向好發展。據生態環境部數據，2017年凈減少耕地面積降至89萬畝；2018年化肥、農膜施用量連續兩年下降，農藥施用量連續三年下降。另據水利部數據，2018年全國水土流失面積比2011年減少3.18億畝；農業用水量占全社會用水總量的61.4%，比1997年下降了9個百分點；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為0.536。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2018年水稻、玉米和小麥三大糧食作物化肥、農藥利用率分別達37.8%和38.8%，比2014年降低2.6和2.2個百分點；秸稈綜合利用率達82%；禽畜糞污綜合利用率達64%。

我國現代化農業面臨的挑戰

隨著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和國際局勢的復雜化，我國農業現代化道路也面臨著嚴峻挑戰。

專家預測，2035年我國人口將突破15億，而耕地資源則因建設占用、災毀、生態退耕、農業結構調整等原因日益減少。保證糧食安全的主要手段是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2015年至今，袁隆平、李登海、李振聲、王連錚等專家團隊陸續創造了水稻、玉米、小麥、大豆的單產紀錄——1203.36公斤、1400公斤、974公斤、423.77公斤。但是由于政策支持、科技推廣、農民素質等因素，這些小面積的試驗數據并未迅速地擴大為農民的實際種植成果。提高種業的科技轉化率，成為現代化農業的首要任務。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遭遇口糧挑戰。改革五年來，棉花、大豆、玉米等臨時收儲制度先后取消，小麥、稻谷最低收購價格以逐步降低的方式進行改革。但是到了2019年，稻谷價格停止繼續下調，理由是稻谷是主要口糧，影響較大。據國家糧油信息中心2019年1月預測，國內稻谷總消費量為19330萬噸，2018年稻谷實際產量21213萬噸，年度結余1883萬噸。專家估計，稻谷庫存量已高達1.2億噸，隱有成為第二個玉米的趨勢。稻谷價格將何去何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更好推進？成為擺在現代化農業面前的一大挑戰。

伴隨著家庭經營凈收入增幅下降，受宏觀經濟影響，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因進城務工農民工數量的減少，出現了增幅下滑的趨勢。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農民工總量為28836萬人，其中進城農民工13506萬人，比上年減少204萬人，下降1.5%；在農村居民四項收入中排名第三位的轉移凈收入在總收入中占比已上升至20%，但是否能夠持續增長不得而知。而作為最后一項的財產凈收入由于基數較低，在短期內對農民增收作用有限。農民增收難度加大是農業現代化中的一項難以忽視的挑戰。

和改革開放初期所面臨的農業經濟與環境污染這一對單一矛盾相比，黨的十八大之后，農業現代化面臨多個矛盾：糧食安全要求保持農產品產量的增長和穩定，而食品安全則要求保障農產品質量的提升，有沒有一種辦法可以實現農產品產量和質量的同步提升？農民增收既依托于農產品產量的增加，又受到價格波動的影響，有沒有辦法可以在改革的前提下保持價格的穩定？實踐證明以增加資源要素投入的辦法提高農產品產量和質量會破壞生態環境，那么如何在節省資源要素投入和提高產量質量之間找到平衡？食品安全需要投入更多管理成本，同時以減少產量為代價，那么如何在消費者那里獲得合理溢價？

我國發展現代化農業的未來方向

以上諸方面的挑戰不僅是當前我國農業發展的當務之急，在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我國現代化農業的未來發展方向。

建立高效、優質、節約、友好的品種研發體系

由于人口壓力和資源約束，我國農產品品種的研發和推廣始終建立在高產的基礎上。無論政府、農民還是消費者，都以增產作為衡量種子優良與否的主要標準。但是，當糧食安全、農民增收、質量安全、環境友好這四個方面的訴求被統一到一個內涵之后，建立一個高效、優質、節約、友好的品種研發體系，顯得重要且急迫。

高產仍然是高效的重要內涵之一。目前，我國主要農作物畝產量仍然有較大上升空間。以玉米為例，2017年全國玉米平均畝產量為407.33公斤，而同期美國玉米畝產量卻高達590.95公斤，比我國高出183.62公斤。2017年我國玉米播種面積為63598.5萬畝，我國玉米畝產量如果能達到美國的水平，就等于在單產不變的情況下增加了28669.52萬畝耕地。再以大豆為例，2017年我國大豆平均畝產量為123.5公斤，而同期美國大豆畝產量達220.01公斤，比我國高出96.51公斤。2017年我國大豆播種面積為12368萬畝，我國大豆畝產量如果能提高到美國的水平，就等于在畝產量不變的情況下增加了9665.07萬畝耕地。

同時，隨著城市居民消費升級，消費者對農產品品質提出了營養和口感等方面的需求，這就要求品種研發人員能夠將營養甚至口感列入到研發標準中去。2018年農業農村部提出增加供給優質稻、強筋弱筋小麥、優質食用大豆、“雙低”油菜、高品質棉花、高產高糖甘蔗和優質飼草，并為此頒布了國家質量標準。但是在以往的品種審定標準中卻較少顧及這些標準。2017年7月，國家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將審定標準分為高產穩產、綠色優質、特殊類型三類來進行管理。其中，綠色優質分類里，對節水、節肥、節藥品種，對有利于優質、適宜機械作業品種審定作出了明確規定。如小麥品種節水節肥品種與對照產量相當、水稻品種米質達到2級優質米標準、棉花品種適合機械采收等。在特殊類型分項中，出現了如糯稻、鮮食甜糯玉米、菜用大豆等改善膳食、調劑生活的品種，以及耐鹽堿稻、多年生稻等新的水稻類型。特殊類型允許申請者根據消費者的特殊要求提出相應的審定標準。

品種審定標準的修改，不僅從政策上解決了品種審定與市場脫節、審定標準滯后于生產需求等問題，而且將從根本上改變科研人員的“唯高產論”思想，使高效、優質、節約、友好的理念從“根部”植入現代化農業這棵大樹。

鼓勵支持新型經營主體品牌化經營

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之一。但由于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容易導致消費者逆向選擇，造成價格信號失靈，消費者出價低于生產者成本，從而迫使生產者放棄綠色食品供給。這種“優質不優價”的現象成為現代化農業不可回避的問題之一。

根據西方經濟學原理，價格機制使得高質量產品維持較高的價格，低質量產品獲得與其相匹配的較低價格。但這一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是消費者有能力區分產品質量的不同。美國經濟學家尼爾遜將商品分為消費者在購買之前就可以判斷其質量（如品牌、包裝、顏色、大小、形狀等）的搜尋品、只有在購買后才可以判斷其質量（如口感、味道等）的經驗品、購買前后都無法判斷其質量（如激素、抗生素、農藥殘留、營養成分等）的信用品。符合高效、優質、節約、友好要求的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均屬于信用品，無法自動獲得市場溢價。

面對市場失靈的情況，我國政府推出了農業區域品牌戰略。據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數據，截至2019年3月，共核準注冊4996件地理標志商標。但是，由于農業區域品牌主要由政府出資打造，使用者不用投入成本，使用也不具有唯一性，因此維護品牌的動力也并不強。“五常大米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年產只有百萬噸的五常大米，在全國銷售卻超過千萬噸。

筆者認為，政府應鼓勵和支持新型經營主體的企業品牌及其產品品牌的打造。企業品牌及其產品品牌不僅是新型經營主體獲取差別利潤和價值的戰略性選擇，而且是國家推動農產品市場優質優價的必由之路。因為品牌的核心是真實，在企業品牌及其產品品牌上的投入，意味著以真金白銀的方式樹立企業在消費者心中的信用度。站在消費者的角度，如果生產者愿意投入品牌建設，就會在生產環節努力保證其品牌所塑造的產品質量，而不會以破壞其產品品質的代價來獲取短期收益，損害消費者利益。

此外，中國廣告作品年鑒的統計分析表明，優秀廣告作品中初級農產品廣告數量極少。與農業相關的廣告作品僅有乳品、食用油等農產品加工品牌。研究者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我國農業經營主體資金短缺，沒有實力聘請專業廣告公司為其設計制作。

因此，在培育農業區域品牌的同時，政府應鼓勵、支持新型經營主體的企業品牌及其產品品牌打造，并在廣告費用支出等方面給予一定程度的補貼。這將會幫助新型經營主體打破“優質不優價”的僵局，從而有力地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

引導建立“四位一體”農業經濟體系

面對來自糧食安全、農民增收、食品安全、環境友好四個方面的目標訴求，如何在發揮好政府作用的同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成為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課題。

據農業農村部數據，2018年，我國擁有2.73億戶農戶，102.89萬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189.19萬家農民專業合作社，除此之外還有1758個（2017年數據）國有農場。這些經營主體起源不同，市場屬性各不相同。

農民是傳統的經營主體，屬于小規模基礎農戶，普遍缺乏市場經營的意識和實力。在農戶基礎上形成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20世紀50年代農業合作化運動通過組織變革而出現的歷史產物，在空間地理和農村資產方面都具有無可比擬的覆蓋力。據農業農村部數據，2018年，102.89萬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共擁有15.93億畝耕地所有權和4.24萬億元資產，覆蓋2.73億戶、10.02億農民。農民專業合作社是農民自愿結合的合作組織，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2018年農民專業合作社達189.19萬個，成員數7191.9萬個。按照經營服務內容劃分為產加銷一體化服務合作社、生產服務為主的合作社、購買服務為主的合作社、倉儲服務為主的合作社等多種類型的合作社。這些合作社無論在不同的細分行業中還是在產業鏈條的不同環節上都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效應。國有農場是我國在特殊歷史時期為保障實現糧食供應等政策目標而建立起來的農業國家隊。2017年擁有耕地9684萬畝，總人口1456萬人，6642家獨立核算企業，其中包括1758個農牧企業、1405個工業企業、493個建筑企業、489個運輸企業、2497個批零餐飲企業。這些企業在農業機械化、有效灌溉、化肥農藥使用、單位面積產量、高新技術研發、小城鎮環境治理等方面均發揮著示范帶動作用。

2016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要形成由農戶家庭經濟、農民合作經濟、農村集體經濟、國有農業經濟共同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經濟體系。

筆者認為，應借鑒系統論的原理，對以上四種經營主體統籌兼顧，引導其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分工協作，堅持家庭農戶經濟在管理方面的成本優勢、示范合作社在規模化生產方面的作用，突出集體經濟的財產性收益和其在環境治理方面的便利，推廣國有農場在國家糧食安全方面的作用以及在產業鏈建設方面的引領作用，以此化解高效、優質、節約、友好目標訴求中的內在矛盾， 形成“ 四位一體 ” 農業經濟體系，從而走出農業現代化的新局面 。

本文作者：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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