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國農業生產水平位居世界領先地位,這與其大力發展家庭農場密切相關。本文在梳理法國家庭農場發展變化特征的基礎上,總結了其中政策法律的支持作用。研究發現,在資金、稅收、土地等政策的支持下,法國家庭農場規模化經營發展迅猛,從而實現了農業機械化、信息化和專業化。借鑒法國中型家庭農場的發展經驗,中國應從政策、科技、人才等方面引導家庭農場的發展,推進農業現代化。

家庭農場是近年來提出的一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它主要依靠家庭成員從事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 從而獲得農業收入。本文以法國家庭農場發展模式為分析對象, 以期從其歷史發展軌跡中, 探尋值得中國借鑒的經驗與啟示。雖然法國國土面積不足100km, 小于中國大部分省份, 但法國的農業發展卻在世界上處于領頭地位。依靠高度發達的農業現代化技術和日臻成熟的農業生產模式, 法國成為歐盟最大的農業生產國, 并一度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農產品出口國[1]。法國的農產品, 如花卉、玉米、小麥、大麥、葡萄、蔬菜等產量均處于世界領先水平。法國農業能呈現出如此高水平的發展態勢, 與其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密不可分, 探究影響其發展的關鍵因素, 對于了解法國農業生產發展軌跡, 尋找可供中國借鑒的經驗意義重大。

法國家庭農場發展初級階段的典型特征為從土地私有化向集中化轉變。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前, 35%的農業用地控制在僅占人口總數2%的封建貴族和傳教士手中, 而占人口總數95%以上的農民只擁有65%的土地, 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相對較低。法國大革命爆發導致封建土地制度土崩瓦解, 傳統封建貴族沒落, 這時法國國會通過立法, 將封建階級的土地出售給農民, 小農經濟開始發展。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土地, 生產積極性自然提高, 然而這種土地分散化經營管理并不能完全契合資本主義, 這是因為土地過于分散, 難以發揮規模優勢。19世紀末, 法國資本進一步發展, 土地集中化經營管理開始出現。

19世紀末開始, 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 法國政府逐漸加強對農業的重視程度, 加快了農業現代化的推進速度。法國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措施, 如土地規模化扶持政策、農業發展結構調整政策。該階段以小農經濟為特征的法國農業發展格局逐漸瓦解, 小型家庭農場的合并集中進一步加快了這一歷程, 以中型家庭農場為主的農業發展格局逐漸浮出水面。這一時期, 法國家庭農場的一個典型特征在于家庭農場的數量有所下降, 但農場土地平均面積逐漸提高。1955—1970年, 法國家庭農場數量呈現快速下降趨勢, 同比下降32.08%;而平均土地面積則呈現快速擴大趨勢, 同比增長39.60%, 其原因就在于隨著農業規模化生產的推進和農場數量不斷的縮減, 家庭農場平均種植面積逐漸擴大。

這一時期的法國政府通過對家庭農場實行免稅、減稅或補貼等政策來驅動農場主控制經營規模。伴隨著家庭農場規模化生產經營浪潮的興起, 法國農業現代化逐漸向前推進。在法國農業發展不斷優化的過程中, 農業專業化生產也邁向了一個新的臺階, 同時在農業服務體系日益完善的情況下, 家庭農場的專業化發展也進一步加強。如今, 法國家庭農場專業化生產體系已經基本成型, 其主要內容包括谷物農場、水果農場、蔬菜農場、畜牧農場等。目前, 60%的法國家庭農場從事谷物經營, 11%的家庭農場從事花卉經營, 8%的家庭農場從事蔬菜經營, 5%的家庭農場從事養殖經營, 5%的家庭農場從事水果經營, 其他農場則采取多元化經營策略。細分的各類農場占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細分農場占比情況

法國大革命以前, 法國的土地大部分控制在教士和封建貴族等少數派手中, 而他們僅占法國總人口的2%, 廣大農民擁有的土地則相對較少。大革命時期的土地改革法案, 將之前封建貴族手中的土地分塊出售, 且只要在10年付清地價即可;公有土地則根據每家每戶的人口計算, 實行配額制度。在發展初期, 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土地, 生產積極性得到極大地解放, 農業產出也隨之擴大。然而, 這種發展存在一定的弊端, 即土地分散化經營管理的日益加劇會阻礙農產品產出的進一步擴大。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 這種傳統的分散經營方式嚴重阻礙了法國農業的發展, 從某種程度上也制約了其工業進程。20世紀初期, 法國的資本主義市場進一步發展, 土地集中化下的小規模生產經營開始集中化, 家庭農場制度得到了初步發展。

20世紀50年代以后, 法國政府以人多地少的現實情況為出發點, 通過調整農業結構、立法等方式來促進家庭農場的發展, 其中作用最為明顯的就是法律法規的設立, 其中1960年頒布的《農業指導法》最具代表性, 它是這一階段法國農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這一時期的法國政府以強大的財政為支撐, 制定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信貸政策、價格政策、稅收政策等, 形成一整套高效完整的政策體系。同時, 為保證土地流轉和勞動力流轉的有效性, 法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以規范農業發展過程中的流轉問題。另外, 農業投資信貸逐漸成為國家財政投資的重點, 對農業相關的信貸實行優惠政策, 特別是對規模化經營的農場實行政策傾斜, 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農戶擴大經營的愿望。在這樣的背景下, 農業土地集中化經營快速發展, 家庭農場普及程度顯著提升。截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 法國家庭農場的平均規模擴大到21.3hm, 中型農場的規模和數量得到飛速發展和增長。

通過土地集中,法國農業實現了規模化經營,為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和專業化的現代農業奠定了基礎。為了進一步擴大土地集中規模經營,1992年法國還進行了一項農業改革,改革的具體內容如下:法國政府對農產品實行價格補貼,當農產品低于歐盟共同價格標準時, 國家就要對其進行財政補貼,以保護農戶的利益,還采取了一系列經濟政策來鼓勵和支持家庭農場的發展。在1992年農業改革之后,法國政府在降低農業價格保護標準的情況下,對農戶進行直接補貼。法國農業補貼涉及的金額和范圍令人吃驚,甚至在家庭農場的收入來源中占近1/2。土地在集中經營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矯枉過正的情況, 法國政府為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積極利用稅收政策來抑制土地的過分集中, 將中型農場的利益最大化作為首要考量的因素。

自2013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家庭農場”的概念以來, 家庭農場逐漸在中國發展起來。根據農業部資料顯示, 到2015年6月農業部認定的縣級以上家庭農場數量為24萬個, 具體的分布類型以及規模情況見表2和表3。根據表2可以看出, 中國家庭農場經營類別廣泛, 農林牧漁均有涉及, 但主要以種植業為主, 這和中國的農業情況吻合, 傳統農業發展中的種植業是中國農業主導經營類型, 同時, 畜牧業和漁業、種養結合等其他經營類型的發展相對滯后。根據表3可以看出, 中國家庭農場的規模化經營發展程度較低, 各種經營規模的農場發展差異較為明顯, 50畝以下的家庭農場占比達到50%以上, 而其他更大規模的家庭農場占比相對較小, 這充分反映了中國家庭農場制度處于剛剛起步階段, 規模化經營生產的發展道路任重道遠。

隨著近幾年中國家庭農場的快速發展, 逐漸形成了以上海松江模式、浙江寧波模式、吉林延邊模式、安徽郎溪模式和湖北武漢模式為代表的5種典型模式[11]。其中, 上海松江主要采用集體承租的模式, 由政府把農民手中的耕地改造成較高標準的農田, 再轉給農場的承租者。浙江寧波采用市場主導模式, 通過引導和培育大戶, 進而形成規模經驗。吉林延邊采用經濟組織模式, 將農民自發流轉的土地集中經營, 從而形成規模經營。安徽郎溪通過項目支持, 采用示范家庭的模式, 以租賃和承包等形式達到規模經營。湖北武漢主要采用財政支持模式, 通過成本、入股等形式, 支持和鼓勵農戶規模經營。

表2 中國家庭農場經營類別分布

表3 中國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分布

2.1 中國土地流轉制度不規范, 阻礙了家庭農場的規模經營

第一, 當前由于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 導致以農業生產為主業的農民不愿意將自有土地進行流轉而失去生活來源, 這嚴重影響了中國農村土地流轉率。第二, 土地流轉制度不完善, 導致了土地流轉過程中一些問題的出現。第三, 由于經營權、所有權等概念的界定不明確, 農民對自己的權利、義務了解不全面, 對如何解決糾紛也存在一定誤區, 這些因素都不利于家庭農場的集約化發展。

2.2 家庭農場的資金短缺, 缺乏融資渠道

農業生產存在著周期長、回報效益低等特點。農場主在經營中需要購置基本的農業設施、生產機械和水利設備等, 靠自有資金不能滿足農業發展的需要。而在融資方面, 農村的信貸制度不完善, 農民的土地和農機無法作為抵押, 因此很難獲得貸款。另外, 農業生產成本不斷增加, 農場經營的風險也在逐步提升, 租金、人工費用等價格都在不斷上漲, 這就進一步加劇了農場經營的難度。

2.3 中國家庭農場的專業化水平較低, 專業人才不足

家庭農場主的綜合素質和文化程度影響著家庭農場的經營質量和效率。一方面, 在中國, 留守農村的多為老人、婦女和兒童, 農民受教育程度與發達國家相比普遍偏低。另一方面, 國家對農業人才的培養教育重視程度不夠, 造成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農場主相對匱乏。

2.4 家庭農場的工商登記率較低

通過工商登記注冊, 家庭農場能更加明確自己的市場地位, 經營能受到法律的保護, 同時對家庭農場品牌知名度和獲得農業貸款更加有利。但是現階段, 中國家庭農場的注冊登記率不到4%。這導致了農場缺乏企業化的規范管理和難以獲得優惠性的稅收政策。

(1) 法國中型家庭農場模式的成功部分歸功于法國政府的政策支持, 中國家庭農場的發展也需要借力國家政策。目前中國家庭農場尚處于初級階段, 政府應當根據國家大政方針, 扶持農業發展, 給予農場主一定的鼓勵和引導。在土地政策方面, 政府應當出臺相應的流轉政策, 鼓勵農民進行土地流轉, 從而成立集約化、規模化的家庭農場。在土地所有權政策上, 地方政府可適當進行產權制度改革, 明確土地承包權、經營權和所有權, 并實行分離。在信貸政策上, 政府應當引導金融機構對農民的信貸方法進行升級, 不斷拓寬農場主的融資渠道, 如允許土地經營權或大型農業機械作為抵押貸款。金融機構可以推出不同的金融產品, 滿足不同農戶的貸款需求。

(2) 法國家庭農場實施的專業化生產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資源的利用率, 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在中國, 農業的生產也具有地域性特征, 應當借鑒法國的做法, 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進行合理的資源規劃。根據土壤、水源、氣候等自然條件和資源的優勢來調整結構, 實施專業化生產。東北、華北和長江中下游以及華南地區的水土資源較好, 適合糧食作物的生產;西南、西北等地可以發展特色農業;青藏地區可將畜牧業作為發展對象;東部沿海地區可以發展海洋漁業;城市近郊可以發展蔬菜生產、綠色農業[13]。通過專業化經營有利于農場規模的擴大, 同時有利于農業生產過程的細化和個性化, 最終走向標準化生產。政府可制定各種類型的家庭農場的認定標準, 建設標準化、專業化和規模化的農業生產基地。

(3) 法國中型農場模式受到政府財政補貼等資金方面的扶持, 如農業補貼的發放, 這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農場的發展。中國應當借鑒法國的經驗, 在資金投入、科技投入和人才投入方面幫助農業實行現代化轉型。資金投入表現為對農產品價格的補貼, 使得農民提高生產積極性, 提高農場主的經營收益。科技投入表現為農業機械的普及化和生產資料的優質化。規模化的經營需要農業機械設備的支持, 幫助解放勞動力, 提高勞動生產率。對于種子、農藥的研發, 有利于提高生產質量, 同時可抵抗自然風險, 并且促進生態農業和可持續農業的發展。對人才的投入, 包括對從業人員的職業化和專業化進行技能培訓, 提高經營管理能力、農機操作能力、市場把控能力、農業信息處理能力等相關素質和技能。

作者：趙嫻 劉佳 呂泓成

來源：世界農業 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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