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電商模式，應具有以下性質：

一是條件性——它是農村電商發展特定環境和條件下的產物，脫離條件說模式是沒有意義的；

二是針對性——它是人們針對農村電商實踐中某些挑戰和問題采取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做法；

三是階段性（或發展性）——條件變化了，原有的挑戰緩解、新問題出現，農村電商的做法會應變而變。這是人們之所以對農村電商某某模式有1.0、2.0等說法的原因；

四是實踐性——一個模式不能僅僅是想法、規劃，它必須是實實在在的做法，未經實踐檢驗僅靠想法設計出來的模式，往往是立不住的；

五是創新性（或先發性）——它是在類似條件下為解決類似問題，率先實踐、率先探索、率先總結而形成的、不同于此前及他人的做法；

六是可復制性——通過對特定做法進行歸納和提煉形成的模式，對人們在類似條件下解決類似問題可帶來啟發和借鑒，具有一定的可復制性。

縱觀我國農村電商的發展歷程，確實先后出現過不少流傳較廣的模式。其中有一些在推動農村電商實踐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也在業內外產生很大影響；也有的卻是曇花一現，便泯然眾人。有的模式開始時知名度不是很高，但實踐代表性比較強；也有的傳播聲量雖大，實踐效果名不副實。當然，也有不少地方在農村電商發展中做了許多有價值的實踐探索，因缺乏必要的模式提煉或傳播推廣不足，未能讓更多的人知曉，錯過了可以發揮促進作用的最佳時機，這是非常可惜的損失。

人們對農村電商模式，顯然是見仁見智的。在我看來，如果從對中國農村電商發展起到重大促進作用的角度看，較為典型的農村電商模式應該包括以下幾個：

1、沙集模式為代表的淘寶村模式（從“十一五”開始延續到“十二五”）：這類模式針對的問題，是電子商務能否適用于農村和農民。沙集草根農民通過自主在淘寶上開網店創業形成賺錢效應，通過市場自發復制，實現技術擴散，并在鄉村形成局部規模，即淘寶村。早期的淘寶村不止在沙集出現，比如，義烏的青巖劉村、清河的東高莊、沭陽的堰下村、臨安的白牛村等。他們所依托的產業各有區別，但共同的特征都是市場驅動、草根創業、經自下而上野蠻生長在當地形成電商產業生態。率先對此完成理論提煉的沙集模式，成為他們的代表。而后，沙集電商因技術要素、參與主體、特別是政府扶持與規制、市場與社會環境變化而不斷升級。今年，沙集所在縣主管領導著書《沙集模式15年》，將沙集模式的演化劃分為三個階段（沙集模式1.0、2.0、3.0）。

2、遂昌模式或趕街模式（從“十二五”初開始）：它產生于市場自發力量尚未完全具備的浙西南山區，針對的是如何用電商解決農村工業品下行、特別是解決農特產品上行問題，以及政府在促進電商發展中如何作為的問題。遂昌政府采取與市場相結合的做法，依托趕街公司，成立電商協會，在縣鄉村構建電商三級服務體系、物流體系、培訓體系和農產品上行供給鏈。這些做法不僅為此后阿里農村淘寶所仿效，而且更是“十三五”時期國家以電商進農村示范項目推進農村電商的“規定動作”的參照。此后，遂昌趕街模式在實踐中也不斷演化，趕街曾在2018年前后提出“趕街3.0”版本。去年，商務部牽頭推進縣域商業體系建設，趕街再次受邀參與，為商務部起草指導文件，提供實踐經驗的支撐和政策建議。

3、隴南模式為代表的電商扶貧模式：它產生于農村電商發展條件更差、難度更高的貧困地區，形成的時間是從2013年的“433戰略”到2016年秋國務院扶貧辦總結推廣隴南模式，針對的問題是來自東部沿海地區農村的電商模式，能否落地中西部貧困農村，貧困地區如何通過規模化地發展電商解決農產品賣難，助力貧困農民脫貧增收。隴南探索出“政府推動+市場運作+百姓創業+協會服務+微媒營銷”的多主體聯動機制，在學習和移植東部農村電商做法時，立足本地條件進行變通，形成更切合貧困地區實際的“多路帶貧”的配套做法，為其他貧困地區提供了借鑒。2016年秋，在完成國務院扶貧辦電商扶貧試點工作后，隴南模式也在經歷轉型升級。

4、武功模式：它產生于相對具有一定區位優勢和先發條件的西部農村（咸陽、從2013年開始），針對的問題是如何跳出本地資源的局限，搶占先機，布局和加快發展本地農村電商。武功縣利用當時當地的條件，出臺一系列扶持政策，打造和依托電商產業園區等農村電商載體，招引西域美農為代表的電商龍頭企業和一批電商資源入駐，采取“買西北、賣全國”的做法取得成功。武功模式的創新價值在于，它為更多的農村地區如何在開放市場的理念指導下揚長補短，如何充分利用電商發展的契機重構地方發展新優勢，率先探索了經驗。

5、“南碭山北武鄉”為代表的農村社交電商模式（2014年前后開始形成局部規模）：它產生于傳統平臺電商紅利期結束和多平臺興起的農村電商環境，針對的問題是農村電商流量成本增大，開網店容易、交易增收困難，制約農村電商創業和電商扶貧。安徽碭山和山西武鄉都是國貧縣、農業縣，當地政府、龍頭企業、駐村干部和協會等，組織和培訓廣大農戶和小型農企，通過用微信朋友圈、開微店等粉絲經濟的方式銷售農產品，以社交電商的私域流量突破傳統平臺的流量制約，并形成了具有一定交易規模的微商村，從技術上和業態上豐富了農村電商的實踐。此后，社交電商逐步成為農村電商的標配做法，而傳統平臺電商也在向社交化轉型。

6、電商進農村綜合示范模式（2014年試點，2015年后分批開展，并以2016年商務部兩項標準出臺為標志）：在脫貧攻堅大背景之下，它先后被用于一千多個“示范縣”。該模式針對的問題是如何通過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加快彌補貧困農村電商能力短板，助力電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它采取了政府主推+財政補貼+規定動作+嚴格審計等做法，逐年分批選擇貧困縣和老區縣為支持對象，以整縣推進的方式，動員和組織市場力量開展農村電商能力建設，主要包括建設縣鄉村三級服務體系、打通農村物流最后一公里、促進農產品上行、開展電商能力培訓等，開展農村電商扶貧。2019年，隨著電商進農村示范項目對原832個貧困縣實現全覆蓋，主管部門又提出因地制宜打造農村電商“升級版”的要求。

近年，農村電商領域又出現了一些新探索、新業態，為人們從中歸納提煉新模式提供了實踐依據。其中，值得特別關注的有：

1、農產品直播電商：此類“新電商”目前發展火熱，全國遍地開花，且方興未艾。作為新技術應用和新電商業態，在不同的直播電商平臺上，無論是網紅、官員、MCN機構、還是草根的直播帶貨，在實踐中均已涌現出大量成功案例，其中的一些知名度非常之高。但是，這些知名案例目前似乎還只是更多停留于案例層面，尚待超越現象的理論提煉、模式提升；

2、從田頭到餐桌的O2O全供給鏈電商：其中，特別是電商平臺在這個領域的探索，比如，在產地端，京東的“京喜農場”、阿里的“盒馬村”、拼多多的“多多農園”；在消費端，美團等的農產品社區團購最令人矚目。但從目前情況看，這些平臺在源頭基地和供給鏈的組織與合作方式上的探索，似乎尚未完全定型，還存在各自需要解決的問題，相應的理論模式也有待總結；

3、規模化農產品的產業電商創新：近年農產品垂直電商、乃至單品產業電商有了新突破，其中較成熟的是廣東徐聞菠蘿的“12221模式”。它產生于一縣一品的農業大縣，針對的是產銷對接和滯銷問題。徐聞縣采用政府搭臺、平臺運作，數據驅動，農商互聯，產地與銷地市場配合聯動等多方式，大力開展徐聞菠蘿的品牌營銷，取得明顯效果。但前期“12221模式”的理論歸納有待完善，特別是需結合疫情條件下電商營銷的新實踐加以完善；

4、消費扶貧+農產品保供促銷新做法：在“十三五”后期消費扶貧的條件下，一些貧困地區為方便本地農產品對接外部消費扶貧購買力，探索以已建成的農村電商體系為載體，組建本地化O2O的農產品供給平臺。在疫情突發、長期反復干擾正常經濟運行的挑戰之下，這類平臺又增加了面向本地市場的農產品保供促銷功能，有的還與本地消費端的社區團購結合。此類探索的新價值在于以電商助力暢通本地城鄉市場產銷的內循環，不過，從目前的實踐看，從案例上升為模式，也尚待總結提煉；

5、農文旅電商新模式：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等農業新業態正在各地農村蓬勃興起，許多地方正積極探索將農文旅與電商結合起來，一些新媒體平臺也在積極與地方開展合作。其中，比較突出的做法，如抖音的“山里DOU是好風光”等。同樣，這些實踐做法，也有待進一步的理論提升，形成模式。

此外，在農產品批發渠道數字化、農業龍頭企業電商化轉型及“龍頭+農戶”的組織化創新、電商助力農業農村品牌化等方面，近年也出現了一些好的案例有待總結提煉，成為農村電商新的典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