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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再一次成為全社會關注聚力的焦點。
近年來,一些產業資本已經進入了農業農村領域,為實現鄉村振興做出了一定的探索與實踐,更多的產業資本在躍躍欲試。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不同,它直接進入生產領域和實體經濟,依靠企業的生產、流通與銷售來實現資本積累。產業資本進入農村農業后,必然以與農業農村有關的企業或企業集團的形式出現。
產業資本要想進入農業農村,就必須站在產業的角度對中國的三農問題有一個準確的認識,然后規劃和決策自己的戰略。
第一,關于農業:
中國傳統農業的問題,主要在于小農式生產的成本高、抗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能力低。如今,新一輪的農業產業振興早已開始,主要體現在:一是農業的規模化集約化,也就是大量生產;二是各種新技術的廣泛應用;三是農業產業金融,特別是互聯網產業金融的興起。
農業實現大量生產之后,隨之帶來了三方面的問題。
第一是成本問題。規模生產后,即便是新技術和機械化投入降低了人力的使用,但雇傭管理和雇傭勞動后的委托代理成本太高,大量生產后的綜合成本不見得低于小農生產。農業的產品是生物性資產,是一個需要全天候全周期照看的資產,小農生產由于土地和生物性資產產權的確定性,其責任體系是天然的,其所有的付出都是不計成本的。而一旦大量生產,產權與管理權被迫分離,由于農業管理無法像工廠一樣完全受控和可視化可考核化,其委托代理的成本極高,也就出現了經濟學家科斯所說的現象:管理成本大于交易成本。
要解決這個問題,主要是依靠兩方面,一是技術手段,二是管理手段。技術手段主要是指規模農業中自動化機械化和物聯網手段的應用。規模生產在帶來生產力提高的同時,必須抵消掉雇傭人力的成本,再抵消掉投資的利息折舊,以及設備的運行保養費用。東北和新疆的農墾組織已經實現了超大規模的現代農業生產,顯示出了巨大的規模成本優勢,但內地農業往往做不到這一點,例如很多內地現代化的溫室大棚,其農產品的綜合生產成本往往高于小農成產,而只能依靠各級政府的補貼在運行。
現在看,物聯網技術對于規模農業來講,是一項投入少收益大的手段。生物性資產需要24小時看護,這已經是人力所不怠。而物聯網探頭可以把環境中的溫度,濕度,雨量,風力,光照,氧氣,土壤中的養分含量,動植物本體的體溫,采食量,運動軌跡,生長性能等,隨時隨地上傳到云上,留下所有的軌跡和數據,并依據這些數據,采用人工智能的算法,通過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反向控制到各種自動化農業設施和設備上。這些技術手段,已經遠遠突破了人的精力和能力的限制,向農業無人化智能化快速邁進,從而逐步實現設備替代人工,加速了規模農業的進程。
在管理手段上,主要沿著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經濟學手段,另一個是管理學手段。經濟學手段就是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和安排,實現產權與風險共有共擔,或者代養(溫氏模式),或者合作,將過去的外部交易關系,轉變成為內部一體化管理關系,減少了交易成本。管理學手段要考慮到:現有的傳統管理學是管理工人的手段,這種管理手段管理不了農民,管理農民需要新的管理方法,主要是通過教育來替代管理,更多地通過教育-引導-尊重-善待-關愛,把思想政治工作和技術服務做到農民的田間地頭,讓基層黨團組織在最基層的農民群體中發力,使得農民逐步實現有組織,有愿景,有規則,有文化,有信用,最終實現減少管理成本的目的。
大量生產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是銷售問題。大量生產的前提應該是大量銷售,但是我們目前的問題是農產品不能直接打通到消費者或加工廠那里,這就涉及到了農產品和農產品加工領域的流通問題。農產品與工業產品不同,一是季節性出貨,二是很難做到產品的標準化,三是保質期很短,四是運輸和存儲的難度大。因此,農產品流通與工業產品的流通也不同,目前看,一是流通環節太多,一批二批三批到農貿市場和超市再到消費者手里;二是冷鏈物流還不夠發達,運輸成本和高速公路收費遠高于發達國家;三是產品質量的標準化程度不夠,消費者無法鑒別,導致劣幣驅逐良幣。這三個問題,統而言之,就是產品無法直接打通到消費者,更談不上消費者的個性化反向定制。解決方案,與通用、豐田、寶潔、娃哈哈走過的路徑類似,就是必先建立深度分銷的體系,保證農產品能夠像汽車和快消品那樣,以統一的質量標準和最快的速度分銷到農產品加工廠或消費者手里。無論是自建,還是與他人合作,只有先存在深度分銷體系,然后才談得上大量生產。與此同時,要建立嚴格的農產品檢測標準、質量標準、儲運標準,本著誠信的原則嚴格執行標準,取信于消費者,這是實施深度分銷和品牌農業的關鍵。
大量生產帶來的第三個問題,是化學品的過度使用。由此給土壤、河流、空氣、食品、農民、消費者帶來污染和危害,導致農業陷入到化學農業的歧途。這種發展路徑是不可持續的,是互害的,必須回歸到生物農業的正道上來。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由價值觀正確的道義集團,而不是利益集團,不是偽道學集團,通過生命科學/生物科學/物理學的手段,例如育種技術,微生物技術,糞污處理與種養一體化技術,有機種植技術,土壤修復技術,設施農業技術等等,長期指導農民,監測環境和生物體,像紅塔集團管理和輔導煙農,伊利蒙牛管理和輔導奶農一樣,才能逐步回歸到生態型農業生產的正道。同時,這個道義集團也應該有能力在消費者群體中建立信任與信用,從而讓消費者愿意花出更多的錢,購買生態型農產品。
第二,關于農村:
從那時起到現在,從中央到地方,都在談論“美麗新農村”的問題,“鄉村振興”的問題,全國各地都在探索和嘗試。
進入到2015年,以浙江省為首創,全國都開始推廣“特色小鎮”,什么叫特色小鎮?我個人理解,所謂“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其實可以理解為經濟、社會、生態三個維度,或者叫產業、人居、生態三個維度,或者叫生產、生活、生態三個維度。只要將其中任何一個維度做出特色,就可以叫做特色小鎮。但是,大家很快發現,光實現其中一個維度,小鎮有了單一特色,是不夠的,不可持續的。特別是很多地方以產業為名搞房地產開發,特色小鎮的路越走越窄。2018年初,四部委聯合發布指導意見,“叫停”特色小鎮過度房地產化,防范“假小鎮真地產”,防止加劇政府債務風險。
2017年2月起,“田園綜合體”的概念興起。田園綜合體作為鄉村新型產業發展的亮點措施被寫進中央一號文件:“支持有條件的鄉村建設以農民合作社為主要載體、讓農民充分參與和受益,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于一體的田園綜合體,通過農業綜合開發、農村綜合改革轉移支付等渠道開展試點示范。”
我的理解,田園綜合體要同時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也就是經濟、社會、生態(或產業+人居+生態,或生產+生活+生態,或產+地+房)三方面的問題。這三個層面的問題,其實已經遠遠不止是農村問題,而且是整個中國社會,乃至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命題。
農村問題主要是指社會問題,包括了農村社會制度設計和企業的社會機能問題。孟子說“鄉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和睦。”這句話翻譯成現代語境,就是要實現社區興旺,人情溫暖,產業發達,城鄉一體,構建可持續的生產生活生態關系,解決養老醫療教育等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從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的字面解讀,農民或農合組織,應該成為田園綜合體的主體。但現實中,農民或農合組織,并不具備單獨解決社會問題的資源和能力。
有資源和能力解決農村社會制度設計安排的主體是政府。現實中,政府的角色往往不是缺位就是出位。政府的天賦責任是社會管理,例如對農村貧困人員的兜底政策和產業引導政策。但某些地方政府往往直接操刀進入農村的產業投資,從引導到主導到主投,成為投資的主體。例如某地的田園綜合體,地處一個距離中等城市2小時車程的偏遠老區,當地有100多戶原生村民,從國家到地方,投資過億元,以建筑設計師和創客為主導,以文旅產業為主體,將民居打造成旅店,從而實現城鄉互動,解決村民的生計問題。類似這類的田園綜合體項目,在國內還有很多。且不說化上億元解決百戶人家的生計問題,這種費效比能不能夠推廣,投資收益成不成立,關鍵的是,今后的運營主體解決了沒有,產業可持續否,農村空心化和農民的醫療、教育等問題怎么解決,這個還沒有明確的回答。
現在看,對于鄉村振興的種種解決方案,目前可復制的模式和路徑不多,但有一點必須肯定,要實現鄉村振興,必須在更寬的視野下謀求出路。鄉村產業不等于農業,鄉村不等于農村,鄉民不等于農民,鄉村振興戰略與城鄉一體化戰略必須是一體的。
要實現新村振興這一目標,必須依靠新舊動能的轉換。這個動能主要是市場,資金、技術和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和社會管理政策)。政府能夠決定政策,這是責無旁貸的。而能夠提供市場、資金和技術的是誰?我認為,應該不是政府,應該是有能力把市場、資金、技術整合起來的社會組織,也就是產業組織者,而且必須是有社會責任使命感的產業組織者。在當今社會,就是那些有社會情懷和責任擔當的規模型產業集團或企業集群。農民和農合組織,村鎮政府,中小企業,其實都不具備大規模整合這些要素的能力。
要想做好新農村建設,包括土地政策,包括新農村的社會管理政策,有可能都需要突破部分現有法律法規的框架進行嘗試。2017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也明確了三步走戰略,第一步就是2020年完成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的建設。因此,形成各級政府+具有社會責任擔當的產業龍頭或產業集群+農民和農合組織,三位一體共同進行鄉村振興的建設,是一條值得我們去探索的模式和路徑。
第三,關于農民
農民擁有土地(承包權),但是在土地上又往往創造不了價值,農民被迫離開土地,離開家人孩子,造成農村的空心化,這就是問題。更可怕的是,農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和生存的尊嚴,老無所養,幼無所愛,病無所醫,社會因此失去了內在的和諧和可持續性發展,容易造成社會動蕩。
要讓農民重新回歸家庭,就需要鄉村振興,需要給農民足夠的經濟收益和社會福利保障。
農民回歸到農村,要么務工,要么務農。在中國的大部分農村,如果不能依托第一產業,其實不具備獨立開展第二第三產業的要素優勢,難以吸引工商企業和服務業的投資項目落地。只有依托第一產業,實現1-2-3產融合,才是一條現實可行的道路。
第一產業有三個主要風險,第一是農民的種養殖風險;第二是農產品交易的市場風險,也就是豐產不豐收的問題;第三是農業生產管理和交易過程中的道德風險。
對于種養殖風險,需要依賴科學的種養殖技術,包括育種、土壤、營養、氣象和農業設施技術等,這些技術小農很少掌握,即便是種養殖大戶,掌握得也不全面,同時農民本身也缺少主動學習對接現代科學技術的能力。這時候,需要外部的賦能,需要政府、社會組織和產業組織者出面,把農民組織起來學習技術和應用技術,并把技術和服務送到農民的田間地頭。
對于市場風險,在我國農業保險制度還不健全的情況下,普通小農和農合組織是沒有能力對抗市場風險的。互聯網農村電商距離大規模深度分銷還差得很遠,不但質量標準和物流送達無法保證,而且出貨規模不夠大,銷售通道不穩定。對抗市場風險這件事,應該交給有能力對抗市場波動的一方,也就是有市場深度分銷渠道,有加工和儲運能力,有資金實力,有社會擔當的規模型產業龍頭企業,也叫做產業組織者。只有交給他們來做,小農就無需考慮市場的風險與波動,只需要專注于做好種養殖。例如溫氏在黃羽肉雞的養殖上就是采用這樣一種組織模式。
對于道德風險。一種是源于農民外部的,例如銷售給農民的假種子,假化肥,假合同;另一種是源于農民自身的,例如濫用違禁品藥物,以及不遵守種養回購合同。這兩者都需要有社會責任的產業組織者出頭來進行組織、督導和教育。
綜上所述,農民必須在政府的扶持和有社會責任的產業組織者的帶領和教育下,形成一體化的合作關系,以此與市場、技術,政策緊密結合,變小農個體為強大的產業組織鏈條中的一部分,才能改變產業的弱質化和農民的弱勢化。
第四,產業資本進入農業農村的戰略思考:
1)產業資本進入農業產業的使命和宗旨:
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不同,它必然進入產業,然后以企業或企業集團的形式出現。因此,產業資本在進入農業產業之前,必須先回答上面這個的問題。這是一個發心的問題,是一個最根本的命題。
在世界范圍內,凡是取得持久成功的產業集團,都是符合道義的企業,都是使命驅動優先而不是愿景驅動優先的企業。他們做產業的首要目的,不是成為500強,不是成為產業領袖,也不是成為百年企業,而是聚焦于通過為社會、顧客、員工和合作伙伴創造價值的使命,最終成人達己,完成企業的愿景。企業的發心和企業的宗旨不同,就決定了企業在將來發展過程中的價值判斷和決策選擇。
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村是落后地區,農民是弱勢群體,“三農”問題是老大難問題。在中央提倡鄉村振興的社會大環境下,不少社會資本紛紛進入這個領域。但是,做事之前,必先誠意立心,以什么樣的發心進入這個領域,就決定了企業能不能成功,有沒有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能不能持續成功。
例如,對于田園綜合體的探索與改革,其要害在于土地的利用,這也是農村主要的存量資源。土地應該交給土地經營者,而不是土地掠奪者。后者把土地當項目,項目周期結束就脫身。前者要用三五十年,甚至一生的精力,帶動村民和產業從業者一起去經營好這片土地。
產業集團必須秉承自己的道義使命,以為農民和農村社會創造價值為根本,打起鄉村振興的道義大旗匯聚整合各種資源,尋找一條經濟-社會-生態均衡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這需要耐心,需要情懷,需要將社會效益和農民的利益放在企業的經濟利益之前,從而實現企業的終極價值和終極目標。
同時,農業產業周期長、利潤薄、波動大、環節多,產業資本進入農業,最好使用自有資金,盡量避免采用借貸或舉債方式進入,“快錢”做不了農業。
2)以什么樣的產業形態進入農業產業:
當前的農業為什么做不好,做不強?在我眼里,主因是農業產業鏈條上生產-加工-流通三個價值創造環節的碎片化,以及技術-土地-配套設施-人才-資金等產業要素的碎片化。
在生產領域,種子,化肥,飼料,農藥,農機等企業,以及科研單位,農服組織,圍繞農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各自為戰,種植和養殖各自為戰,化學品與生物品各自為戰,科研與實踐推廣各自為戰;在農產品加工領域,回收,儲運,粗加工,深加工等各個環節相互博弈;在農產品和食品分銷體系,各級中間商的短期交易和倒買倒賣行為,難以形成穩態的供應鏈,經銷商不但在價格上倒逼生產者,而且往往隔絕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例如,某地的大棚蔬菜,先拉到山東壽光的農產品批發市場,又被賣回到原產地;河北某地的山楂在地頭上的收購價是0.30/公斤,但在不遠處的天津農貿市場上賣20元/公斤。
在此落后的產業生態下,產業資本應該以產業價值鏈組織者的形態進入,整合碎片化的生產-加工-流通等價值創造的各環節,整合碎片化的技術金融土地人才等生產各要素。
這里面價值創造的主線,是由流通向生產的反向定制。沿著這條主線配置和組織資源,就能以最快速度最短路徑完成生產-銷售的價值創造的再循環,就有可能讓價值鏈上所有環節的合作者都分得利潤。
在這條價值鏈上,凡是不能獲得的,或者找不到合作者的核心資源,就只能自己來配置。其余的,就采用合作。
一些產業資本過去雖然不是從事農業,卻有著傳統農業或農產品流通企業所不具備的優勢。例如房地產開發企業碧桂園,在過去房地產的大盤開發模式下,積累下來了500多個社區,300萬的業主群體。這個群體高度集中,形成天然的社團,符合社區商務銷售模式的條件,并且這個群體有消費升級的意愿。這些消費需求是可以精準采集到的,針對這些需求進行精準化定制,提供給超出他們預期性價比的農產品或食品,這就是碧桂園旗下社區連鎖店“鳳凰優選”的價值存在。
不僅是鳳凰優選,像盒馬鮮生,萬科,恒大等,當他們進入農業產業時,也基本是從流通端的建設和品牌的打造入手,主要采用采購-直銷的商業模式,聚焦于流通領域的價值創造,聚焦于“最后一公里”的解決方案,這解決了的產業鏈價值鏈后端的一個痛點,但還沒有深入到農產品生產的前端和中端環節。因此,還缺少驚艷的產品,缺少獨占的資源和技術。
農業生產是一個非常慢的循環,品種的改良,土壤的改良,新技術的應用,有機農業生長的環境,都需要一個較長過程;同時,農業生產的產業鏈條比較長,產業組織落后,資本的初期回報低。產業資本想要做好農業,就必須踏踏實實沿著長周期和長產業鏈的道路前進。通過精心規劃,持續投入,耐心等待,整合核心的自然資源,整合農產品加工和物流資源,由多學科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領銜,激發農民的活力,組織產業價值鏈的各個環節共建共享。這個不是憑借大資本高舉高打,就能夠快速實現的。
某些產業資本進入農業的發心不對,狀態不對,節奏不對,不符合農業產業的特征,其失敗教訓是值得深思和檢討的。
與此同時,必須注意到我國農村的落后面貌,與農民以及農業從業人員的文化水平和素質相關。所以,劉永好先生近年來多次提到“新農人”培養問題。徹底改變農村和農業,就必須培養全新一代的農民、農業產業人才和農村干部。產業集團應該在黨和政府的指導下,盡快建立自己的“黃埔農校”,像北洋大學堂,黃埔軍校和抗日軍政大學一樣,痛下決心培養屬于自己的一代新軍,在思想上,組織上,能力上發育出新一代的產業人才,這是鄉村振興之根本。正如2018年中央一號文中所說的那樣: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
農業農村工作的特點是苦臟累,這讓很多年輕的求職者避而遠之。要培養一代產業新軍,必須做好隊伍的團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著力選拔出身貧寒、理想遠大、踏實肯干的年輕大學生加入隊伍并成為骨干。這方面,我黨我軍歷史上有著一整套的好方法好形式,阿里巴巴的“政委體系”就是沿用借鑒了這些優良傳統,取得了明顯的實效。
3) 產業資本可以率先進入農業農村的哪些領域:
本著現實主義的原則,我認為產業資本當前可以沿著三個路徑進入農業和農村領域。
第一個是有機農業領域。有機農業是消費升級的必然趨勢,現在的消費者不是買不起,而是買不到好產品。有機農業由于對土壤條件,氣候條件,投入品,種養殖技術設備等有著嚴格的限制于要求,是一個門檻很高周期很長的產業,而產業資本有實力邁入到這個門檻。傳統化學農業不但沒有市場沒有未來,而且往往是劣幣驅逐良幣,在現有競爭格局下,外來產業資本進入傳統農業也不具有競爭優勢。
發展有機農業有一定的地域、土壤和自然氣候的限制,現在看必須同時遠離工業,遠離傳統的化學農業,在工農業都不發達的貧困地區以及邊陲地區,尋找適合種養一體的大塊土地,從土壤治理開始慢慢發育,而且必須以保護好自然生態和生態平衡為前提。發達國家在這方面有相對成熟的技術和經驗可供我們借鑒。
這里面的核心要點,是在投資之前,對當地的農業生產與加工的要素進行量化分析與評估,將有機農產品生產各類成本要素:土地、土壤、自然氣候、原料、投入品、人工、水、能源、建筑、環保、配套設施、儲運物流、政策、營商環境等,量化為農業生產加工的單位成本,包括基于當前的靜態成本和基于未來的動態成本,并將此數據與行業標桿企業的各項數據進行對標,以此來量化分析與評估當地發展有機農產品的優劣勢,并作出投資決策。
此外,建立有機農業的認證體系,嚴格執行有機農業在土壤、投入品、加工、儲運方面的規范和質量標準,取信于消費者,盡快完成有機農業供應鏈的閉環,也是投資成敗的關鍵點。
第二個可以進入的領域,是掌握地方特色品種資源,育良種,增地力,深加工,品牌化。我國雖然是工業大國,但無論是植物蛋白還是動物蛋白的生產成本,都成倍于發達國家,本質上是農業弱國,且這種局面短期內很難改變。但是“舌尖上的中國”是無可置疑的食品強國,將農產品轉化為食品,是農業由弱轉強的一條光明出路。我國消費者有自己的飲食習慣,我國眾多的地方土特產,即便是放在全球范圍內,也有自己獨特的優勢。這其中,還有不少的土特產至今仍沒有被產業化或品牌化,還存在著巨大的產業機會。
以往在產業資本進入農業食品領域時,往往過多注重了商業手段,而忽視了技術手段;過多注重了流通領域,而忽視了生產領域。要做好農業,必須掌控產業鏈上游的生產性資源。
例如某些土特產品生長在獨有的自然條件和地域下(高山,湖泊,森林等),可以聯合地方政府進行產業化整合,合理規劃、保護好適合土特產品生長的自然條件和地域,并導入先進的科學技術,從而成倍地提高產量、質量和品牌附加值。
在中國,還有相當一些土特產品的種質資源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和持續的選育優化,有些地區雖然建立了原種保護和育種基地,但是在資金的投入上遠遠不足,大部分是依靠科研經費和政策補貼在維持。長久以來我國的農產品種質資源,就像目前電子信息領域的芯片技術一樣,受制于國外。我個人認為我國農業的種質資源的價值,特別是地方特色品種種質資源的價值,是被嚴重低估的,遲早會被市場重新認識、重新估價。因此,迅速評估并占有地方稀缺性農產品的種質資源,用大資本投入的方式,引進最新的基因育種技術和相關人才,加大育種的種群數量,加快選育的速度,并結合產業化推廣,邊育種邊產業化,應該是產業資本進入農業的一個戰略方向。
第三個領域,是參與美麗新農村建設。當今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是向田園回歸,這是人性的天然需求,也是未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之一。中國近三十年來大干快上的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中的各種不科學、不人性、不自然之處,越來越明顯。相信隨著以“特色小鎮”、“田園綜合體”為代表的城鄉一體化實踐的不斷探索,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和“互聯網游民”群體的不斷增大,中國也遲早會在廣闊的農村找到產業、生態和人居和諧平衡發展的路徑。例如宋衛平先生一直在探索的“藍城生態小鎮”,代表著一種新型的社區模式,也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是未來有希望得到推廣復制的模式之一。與此同時,華僑城、恒大和碧桂園等大型房地產開發企業,也各自發布了自己的小鎮戰略。
現在看,這類項目,應該選在大城市周邊,具有獨特的原生自然資源或原生人文資源,交通便利,基礎設施良好,土地面積具有一定規模。在產業布局上,可以依據地方資源引入農業、頤養、健康、教育、旅游、文化、商業、科技、宗教、藝術等產業;在生態建設上,回歸自然,回歸“桃花源”式的景觀建設,農村的生態景觀與城市景觀不同,不是人工造景和小品堆砌,而是真正可以自我循環自我凈化生態景觀,符合循環農業的生長環境;在人居上,以社區部落生活方式為規劃理念,以中國傳統庭院或現代建筑為主體風格,不宜采用城市豪華別墅或歐式建筑風格;在運營上,建立專業的小鎮運營管理團隊,區別于目前的商業地產、住宅地產和工業地產的運營方式。
以上產業資本進入農業和農村的三個領域,無論是哪一個,核心是人的組織。產業集團必須把農業專家、產業價值鏈條上的各類專才、小鎮運營人才、村鎮干部、新型農民等發動組織起來,通過鄉村振興這一偉大歷史使命來凝聚人,通過建設美麗新農村的愿景來感召人,通過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培養人,通過合理的物質激勵和精神表彰激發人,通過共建共享共有的事業平臺成就人。
(作者:益客集團總裁 王曉冰 農業行業觀察編輯對內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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