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國人對模仿美國模式產生誤解和幻想，其依據的不是美國實際的農業歷史和現實，而是被誤解的經濟學理論。不少人以為在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下，經濟必定會達到最優規模，具體體現于具有規模經濟效益的大公司和農場，由此得出中國政府政策必須向“龍頭企業”和成規模的“大家庭農場”傾斜的結論。

有的則更把農場規模化以及確立私有產權、推動更大規模的土地流轉掛鉤連接。說到底，其所希望模仿的是想象中的美國模式，并錯誤地把這種圖像描述為“家庭農場”。

今天需要國家提供扶持的關鍵農業主體，其實并非可能成為美國式的千萬畝以上的大規模公司和大規模企業型“家庭農場”，而是中國式的目前才幾畝到十幾畝、數十畝小而精的、真正（主要依賴自家勞動力）的家庭農場。

在高附加值的新農業——如拱棚/溫室蔬菜、水果、秸稈養殖——生產中，從幾畝到十幾畝（主要依賴自家勞動力的農場）已經是適度的規模，也是近30年來的“隱性農業革命”的生產主體。此外，在低附加值的糧食種植中，幾十畝到百畝的半機械化—自動化、半家庭勞動力的農場已經是適度的規模。今天如此，在近期、中期的未來也將如此。

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適度規模”和“規模化”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適度規模”主要針對中國在“人多地少”基本國情下的農業“過密化”和農民就業不足，其所指向的是“去過密化”（即非遞減的）收益以及農民的充分就業。這樣的“適度規模”絕對不是“規模化”概念下的“越大越好”，而是根據不同客觀條件，針對不同生產需要而開發的有不同特點卻能最優、最適度規模。關于這一點，下文將用實例來進一步說明。

2013年被媒體廣為宣傳的所謂“家庭農場”，其實還帶有對“家庭農場”歷史實際的深層誤解，以及對其相關理論的完全曲解。學術界今天依然有不少人把“小農經濟”等同于前商品經濟的“自然經濟”，并把小農經濟最重要的理論家恰亞諾夫提出的關于“家庭農場”的理論視作局限于前市場化的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理論（這樣的意見甚至包括明智如內汀那樣的理論家——Netting，1993：16，第10章）。

根據同樣的思路，許多國外研究中國農業的學者，都用英文“farmer”（農場主，也是美國歷史中一貫使用的詞）而不是“peasant”（小農）來翻譯中文的“農民”一詞，而中國自身的英文刊物，也幾乎完全采用了同樣的話語。正如上文所述，許多人認為，適用于中國農業的是基于工業經濟的“現代”經濟學，尤其是今天所謂的“主流”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包括認為私有產權是一切發展的關鍵因素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而不是恰亞諾夫的“小農經濟”理論，以為這只適用于不復存在的前商品“自然經濟”。

這是對經濟歷史實際的基本誤解。“小農經濟”從來就不是自然經濟。在具有厚重傳統的國際“農民學”（peasant studies）中，一個最基本的概念和出發點是對“小農經濟”的定義：小農經濟是部分商品化、部分自給自足的經濟（經典的教科書論述見Eric Wolf，1969）。

這點在中國經濟史中非常明顯。尤其是在明清時期，通過“棉花革命”（1350年幾乎無人種植棉花、穿著棉布；1850年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穿著棉布、棉衣）及桑蠶經濟的擴增，中國農業經歷了蓬勃的商品化。長江下游的松江府變成了“衣被天下”的棉紡織品主要產區，全國小農普遍參與糧食與棉布的交換，并且形成了全國性的市場。同時，像太湖盆地那樣的蠶桑農業、農戶的繅絲以及城鎮的絲綢加工業，為全國的上層階級提供了所慣用的衣著商品（農民則主要穿著布衣）。在糧食中，越來越區分出上層階級所食用的“細糧”（大米和小麥）和農民所廣泛食用的“粗糧”（小米、玉米、高粱，甚至以甘薯來替代糧食）。前者早已成為高度商品化的、應被稱為“經濟作物”的糧食。在華北，細糧和棉花成為其兩大“經濟作物”。

以上列舉的商品經濟實例是經濟史學界的常識，也是中國20世紀50—80年代數十年的學術研究，包括國內的“資本主義萌芽”學術研究，以及國外上兩代學術研究所積累的基本知識。唯有完全依賴理論而忽視歷史實際的學者，才會擁抱“小農經濟”是“自然經濟”的誤解。

即便是新自由主義的農業經濟學，也早已使用市場經濟理論來理解、分析（西方的）“家庭農場”和農業經濟，它將前現代農業經濟看作一個由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的高效率經濟。（Schultz，1964）這樣的理論誤區在于簡單套用基于機器時代的經濟學于農業經濟，沒有了解到有機能源經濟和無機能源經濟的差別——不可能大幅擴增的人力與地力要素與可以大幅擴增的機械、技術、資本要素的不同，因此，也沒有理解到人地比例資源稟賦對農業所起的決定性影響。它更會促使人們通過（夸大了的）市場經濟機制，來認識小農經濟或“傳統農業”。

至于實體主義理論（區別于新自由主義的“形式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論家恰亞諾夫，其出發點是對19世紀后期和20世紀初期部分商品化的“小農經濟”實際的精確掌握，讀者只需進入他著作中大量的具體經驗論證，便會立刻看到這點。對恰氏來說，小農經濟是一定程度商品化了的經濟這個事實，是不言而喻的實際。而他之所以把實際中未曾商品化的部分作以抽象化的理論分析，主要是為了展示家庭農場的特殊組織邏輯。這是高明的理論家所慣用的方法：抽象出其中部分經驗才能夠掌握、展示、闡釋其所包含的邏輯。而恰氏特別關心的是小農經濟所包含的與資本主義生產單位在組織上的不同邏輯。

首先，他說明，一個家庭農場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其經濟決策會同時取決于這兩個方面；一個資本主義生產單位則不然，它只是一個生產單位，其員工自身消費的需求不會影響到企業的經濟決策。這是個關鍵的不同。（Chayanov，1986[1925]：1—28）

恰亞諾夫雖然沒有將“人多地少”的小農經濟作為研究的核心，但他仍然極具洞察力地指出，一個家庭農場如果沒有適度面積（相對其勞動力而言）的土地，其會在報酬遞減的條件下于現有的土地上投入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借以滿足自家消費的需求。而一個資本主義經營單位則不會這樣做，一旦其邊際勞動成本變得高于邊際收益，便會停止投入更多的勞動力（雇傭更多的勞動力），因為那樣做是會虧本的。但家庭農場則不同，因為必須滿足其自家的消費需要。（Chayanov，1986：118）同時，正因為它投入的是自家的勞動力而不是雇傭的勞動力，所以不會像一個資本主義企業那樣，計算勞動力和勞動時間的成本收益，而會主要關注其最終收成是否滿足其家庭消費的需要。

基于此，恰氏構建了其著名的消費滿足度和勞動辛勤度之間的均衡理論，來突出這種非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決策和行為。（Chayanov，1986：尤見82—84）其目的不是要說明小農家庭農場完全遵循如此的邏輯，而是要說明這樣的邏輯在小農經濟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次，恰氏還系統分析了一個家庭農場在何種經濟情況和刺激下，才會進入手工業生產（包括其賣出的部分）來輔助其種植生產（同上：第3章），以及何種情況和邏輯下會投入更多的“資本”（肥料、畜力等）來提高其生產和收益（同上：第5章）。恰氏要證明的是，這些決策都有異于一個資本主義的生產單位，會受到其特殊的“家庭農場”（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的組織結構）的影響，也就是既考慮其收益，也考慮其消費需要，而不考慮雇用的勞動成本，這是因為家庭農場會基于使用自家已經給定的家庭勞動力來決定其經濟抉擇。這一切絕不是說家庭農場是自然經濟、與市場不搭界、與收益考慮不搭界，而是要指出，家庭作為一個經濟決策單位，與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生產單位有一定的不同。

再次，恰氏確實反對資本主義純粹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經營的基本邏輯，認為那樣的經濟組織不是小農經濟的最佳出路，但他絕不因此拒絕市場、拒絕盈利。他最終的設想是，通過以家庭農場為主體的合作社來提供從農業生產到農產品加工再到銷售（即他所謂“縱向一體化”）的服務，其目的不是資本的盈利，而是把從市場所獲得的收益更公平地分配給小農家庭而不是僅僅分配給擁有資本的公司或資本家。（同上：第7章，尤見263—269）

也就是說，他試圖為小農摸索出一條介于集體化計劃經濟和資本主義企業（雇工）經濟之間的道路。但這絕不是因為他認為小農經濟是沒有商品經濟、沒有交換和交易的“自然經濟”。作為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經濟理論家，如果他真的把當時的小農經濟視作一個非商品的“自然經濟”，這意味著對事實情況的完全忽視和誤解。恰氏絕沒有這么無知或愚蠢。

最后，恰氏的最關鍵貢獻在于其理論特別適用于理解人多地少的中國農業經濟，這更甚于他自己最關注的、相對地廣人稀的俄國及其小農經濟。筆者的《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三卷本已經詳細論證了由人口壓力所推動的“內卷型商品化”（為消費所需，從相對穩定但低收益的糧食改種總收益更高但風險更高的商品化棉花和蠶桑，并加入棉紡織以及繅絲的手工業生產，隨之而來的是單位勞動日收益的遞減、單位土地收益的擴增）。（黃宗智，2014：第二卷；黃宗智，2006[1992，2000]）

在應付消費需要的壓力下，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具有特殊的堅韌性和經濟性：可以高效、廉價地結合兩種不同的生計，像依賴兩柄拐杖那樣同時通過兩種生計來解決自己的消費所需——在明清時代是種植業與手工業的結合，今天則是農業與外出打工的結合。在江南地區，它基本消滅了（資本主義企業型的雇工）“經營式農場”。（黃宗智，2011；亦見本書第十三章）這些是對高度商品化和半無產化（“半工半耕”）的小農經濟的認識，絕不是把“小農經濟”等同于“自然經濟”的認識。當然，中國農民半無產化地撥出部分家庭人員進城打工的經驗實際，是恰亞諾夫在20世紀初不可能清晰認識到的。以上分析是對恰氏理論的延伸和補充，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中國歷史實際而對其理論的修正。但恰氏聚焦于家庭作為特殊經濟組織的洞見和啟發，乃是以上分析的出發點。

簡言之，將恰氏視作簡單的“自然經濟”理論家是對恰氏著作的誤解，也是陷入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以及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個共同誤區：認為人類的經濟只可能是單線地通過商品化而從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演變，從前市場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演變。這是筆者《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黃宗智，2014：第二卷）立論的主要敵手。當然，和古典與新古典（形式主義）經濟學理論家們不同，馬克思和列寧是基于這個基本認識而提倡社會主義工人革命的，在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單線演變中，加上了必然會更進一步向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演變的信念和理論。但在從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線性歷史發展觀上，馬克思、列寧和新自由主義的認識基本一致。恰氏追求的則是另一種可能的道路，一種他認為更平等、更人道和更民主的理念。也正因如此，他才會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敵視，并在斯大林統治時期被殺害。

面對今天中國（男女）勞均仍然僅僅10個播種畝的現實，恰氏的理論給予我們多重啟發。首先，其思路的延伸可以為我們說明人多地少壓力下家庭農場的特征，也可以為我們說明，為什么家庭勞動力今天也仍然比雇傭勞動力來得高效和便宜，為什么即便是今天大型農業企業公司也仍然寧愿與（真正意義上的）家庭農場組織“合同農業”，而不是采用傳統資本主義的雇傭方式，以及寧愿從事商業資本而不是產業資本的經營方式。

其次，他開啟的思路延伸更可以說明，為什么由主勞動力和輔助勞動力組成的家庭生產單位特別適用于需要不定時而又繁雜的勞動投入的“勞動和資本雙密集化”的小規模新農業農場，為什么那樣的生產組織是高效的、合理的，能夠戰勝雇工經營、橫向一體化大農場的生產模式。

最后，他開啟的思路延伸還可以說明，為什么基于如此生產單位的農業在今天最需要的不是橫向的規模化和雇傭化，而是縱向的生產、加工和銷售的“縱向一體化”服務。后者正是當今政府最需要配合、扶持農民自愿和自主的合作社而做的工作，而不是再次于過度簡單化的管制型集體生產和放任型資本主義生產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擇。過去集體化的錯誤，并不意味著今天一定要走到純粹的美國式資本主義經濟的極端。鑒于中國的國情，“小而精”的（真正意義上的）家庭農場配合政府引導和支持且農民為自身利益而投入和控制的（產—加—銷）縱向一體化合作，才是未來的最好出路。（尤見本書第十章；黃宗智，2010b）

我們今天需要的是腳踏實地地對“三農”實際和問題的理解，而非再度受到理論空想主宰的、不符實際的設想和決策。我們需要的是面對實際、真正考慮中國農村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決策。首先需要的是對中國“人多地少”及其相應的“小而精”農業現代化道路實事求是的認識。從那樣的實際出發，才有可能走上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從“小而精”真正意義的家庭農場實際出發，才有可能建立真正適合中國的、“適度規模”的、真正的家庭農場。如此才是最能夠為中國農村提供充分就業機會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農業，更是可賴以重建中國農村社區的道路。

從長遠來看，它更可能是一條自然走向“小而精”的“綠色農業”的道路，能夠為人民提供健康食物的道路。這是一條與美國模式的工業化農業、全盤資本主義化以及威脅到全世界食品安全的農業截然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