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從1960年的79%遞減至1991年的48%，繼而遞減至2018年的37%。同時，日本的糧食安全排名不降反升，可見海外農業在日本的糧食安全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環球》雜志記者/楊汀（發自東京）

日本國土面積不大，糧食自給率不高，但在國際知名智庫發布的報告中，日本糧食安全排名卻高于中國。有專家認為，這源于日本重視糧食安全問題較早，政府支持，民間（貿易公司、銀行和投資機構）積極，與ODA（政府開發援助）聯動，注重投資對象當地接受度和國際輿論，等等。

據日本農林水產省公布的最新資料，2018年日本的糧食自給率為37%（包括飼料用糧在內的糧食總體自給率）。另據經濟學人智庫發布的2018年《全球糧食安全指數報告》，日本在被評估的全球113個國家中，糧食安全排名第18，而中國排名第46。

關于日本的糧食安全戰略，日本經濟新聞前編委、農林水產問題專家山形健介在接受《環球》雜志記者采訪時說，“日本由于地窄人多、無法開展大規模農業，二戰前就開始向南美洲一些國家派遣農場工人和致力于進口農產品。二戰后，日本人口劇增、經濟快速發展，使得糧食需求大增。而同時由于城鎮化迅速推進、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向城市，本國農業的供給能力愈加不足，日本加大了農業對外投資和農產品進口。”

此后，以1973年美國限制出口大豆、糧食等為契機，日本痛感應該拓寬糧食安全保障渠道，以在糧食出口大國災害減產、市場波動時應對自如，于是進一步追加了對南美和亞洲國家的農業投資，并逐步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

從農林水產省發布的日本食料自給率推移表可以發現，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從1960年的79%遞減至1991年的48%，繼而遞減至2018年的37%。同時，日本的糧食安全排名不降反升，從2016年到2018年上升了5個名次，可見海外農業在日本的糧食安全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1999年日本制定和公布了《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2001年又出臺了該法的實施規劃，對海外農業加大支持力度，促進海外農業投資。2007~2008年國際糧食價格創歷史新高之后，日本于2010年、2015年兩次對該法進行修改，2009年還專門頒布了《有關糧食和食品安保的海外投資促進法》。后者中規定的措施主要包括：整備投資環境，包括締結投資協定等；與ODA聯動，整備生產、流通的基礎設施；構建官民聯合的模式；活用貿易保險；提供農業技術支援和開展技術研究合作；提供農業投資相關信息，等等。

山形健介對記者說，日本海外農業投資的主要方式包括：在海外建立子公司或合資公司直接或間接進行糧食生產；通過農業技術支援、物流等一體化的供應鏈，既保障本國糧食安全，又能提供給當地食品和餐飲業；大貿易公司基本都有一部分海外糧食業務。

據農林水產省2016年發布的《海外農業投資狀況報告》：日本企業對海外農業投資關心程度高；對生產以及擴大出口最關心的對象國家是巴西、阿根廷；考慮以巴拉圭、烏拉圭作為在巴西和亞洲農業投資的補充；未來可望發展對莫桑比克等非洲國家的投資。不過，類似上述關于農業對外投資的資料多為抽象內容，關于日本海外購地或租地的面積等無可靠的具體數據可查。

關于近年日本大筆農業投資實例，據農林水產省2016年發布的報告，包括2013年丸紅從日本國際協力銀行融資，收購了擁有全美第三大糧食流通網的加維隆公司；2010年、2014年丸紅先后與俄羅斯4家谷物運輸和港灣物流公司簽約合作；三菱商事2013年對巴西谷物商格洛伯的控股比例達到80%，將其變為子公司；2011年兩家日企參股中國中糧集團旗下的肉類食品企業，并與該公司簽訂大豆供應訂單；伊藤忠商事2015年對巴西的谷物批發、運輸和大豆種子研發、銷售公司出資。不過，農林水產省、國際協力銀行以及上述企業的網站，對上述項目的具體規模、面積及產量沒有提及。

日本的海外農業投資得到農林水產省、外務省、國際協力銀行等政府機構的支持，不過在融資方面更多的是民間大銀行與企業合作——銀行向企業提供低息貸款。據農林水產省2016年發布的報告，國際協力銀行、三菱東京UFJ、瑞穗銀行、日本生命保險公司等都是大貿易公司海外農業投資的大“金主”。

山形健介說，日本海外農業投資的主要目的是保障糧食安全，同時也有“做生意”的一面，此外農業水產省還強調“負責任的國際農業投資”“投資對象國、包括小農在內的當地人、投資者三方受益”等原則。山形說，以2007~2008年糧食價格猛漲為契機，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投資也劇增，這被一些媒體報道為“農地爭奪戰”。2010年，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銀行等4個國際機構聯合制定了“負責任的國際農業投資”原則，日本也在海外農業投資時開始更注重當地接受度和國際輿論。

2014年，農林水產省將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糧食安全保障委員會總會上通過的原則進一步細化，對日本海外農業投資提出了10條原則和“指南”：貢獻于食料安保和營養；保全自然資源，進行可持續的管理，加強海外投資的強韌性，降低災害風險；貢獻于可持續的、總括性的經濟開發和扶貧；尊重文化遺產和傳統知識的多樣性以及技術革新；促進文化屬性平等和女性權利；促進安全健康的農業與食品體系；促進年輕人參與農業；構建綜合、透明的管理體系和投訴體系；尊重土地所有制以及對漁業、森林、水資源的利用原則；履行環境評估和說明責任。

來源：2020年5月27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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