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這是中國之痛,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的一道坎。為了跨越這道坎,中國共產黨相繼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偉大號召。

實現鄉村振興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需要社會各界廣泛參與，每個中國人、尤其是企業界和企業家應該責無旁貸的肩負歷史責任與時代擔當。同時，鄉村振興也為企業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上一個40年，中國的企業家實際上是在城市化進程中獲得了巨大的紅利，那么，在下一個百年，鄉村振興會為實業家和投資家提供廣闊的空間。

2022年4月,農業農村部辦公廳、國家鄉村振興局綜合司聯合印發的《社會資本投資農業農村指引(2022年)》，提出12個重點產業領域及相關重大政策，并明確引導社會資本有序投入農業農村。其中，在鄉村新型服務業中，鼓勵社會資本發展創意農業、鄉村旅游、餐飲民宿、康養基地等產業。

2022年10月24日 ，農業農村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韓俊向新華社記者表示：經過初步測算,要實現鄉村振興戰略五年規劃目標,至少要投資7萬億。2023年4月20日，農業農村部總農藝師、發展規劃司司長曾衍德在季度農業農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預計未來5到10年，農業農村投資需求近15萬億元。

近年來，在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戰略的號召下，工商資本已發展成為鄉村產業的重要力量。2019年7月1日，農業農村部副部長余欣榮向媒體記者表示：“目前工商資本每年投入鄉村產業的投資都在萬億元以上。“不少從地產、礦業、IT、建材等領域轉型過來的的企業老板，往往在先前領域有了原始資本后，或為情所系，或為利所牽，攜巨資轉戰鄉村，包括農產品加工，特色農業，生鮮、電商、田園綜合體，民宿，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一二三產融合等涉農領域，而且一出手往往都是大手筆。”

工商資本下鄉背后的推動力主要有三個：一是優惠政策吸引。某研究機構實地調查了56家企業,其中45%的企業表示受優惠政策吸引；問卷星平臺調查的525家工商企業中, 有意愿下鄉的企業中73.3%是看中了優惠政策。二是轉型發展需要。受部分行業經營效益下降影響, 轉型經營成為許多企業下鄉的重要動因, 某研究機構實地調查的企業中約43%是基于轉型發展需要而下鄉。三是踐行企業社會責任。回報鄉里, 也是部分工商資本下鄉的原因之一。

工商資本參與鄉村振興的領域在不斷拓展，呈現出三個明顯特征：一是農業產業化經營仍然是主要領域。某研究機構調研了56家企業中，從事農業產業化經營的企業占比達到90%以上。二是參與領域呈現從農業產業化領域向農村資產盤活、生態修復、基礎設施建設等具有一定外部性的領域拓展。三是業務呈現多元化趨勢。工商資本經營業態日趨多樣化，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態勢明顯。某研究機構以問卷調查的形式調查了有過下鄉經歷的338家企業，近60%從事著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業務，其中以農業種養殖+農產品加工、農業種養殖+鄉村旅游等組合業務居多。

一是自然風險。主要是農業在相當程度上仍然還是靠天吃飯，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經常受到氣候、天氣以及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所以對自然條件有很強的依賴性，而自然災害的發生始終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潛在風險。

二是市場風險。 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沒有根本消除, 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不健全, 企業經營面臨市場價格周期性寬幅波動風險。從調查看, 不少下鄉工商企業主對從事農業的風險缺乏深入認識, 最后往往以投資失敗而離場。

三是信用風險。我國農村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總體滯后, 工商企業與農戶合作時常面臨農戶違約風險。如貴州省某縣一家工商企業流轉農民土地種植水果, 當果樹苗長成時, 部分農民強行要求回收土地, 最后在政府協調下企業只得妥協。企業主無奈地說, “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企業只能干虧”。

四是法律風險。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集體產權入股工商企業進行鄉村旅游開發后, 由于當前法律法規規定農村集體資產只能在本村范圍內封閉化處置, 當集體經濟組織與工商企業組成的合作公司面臨資產處置時, 卻只能處置工商企業資產, 不能處置集體資產, 工商企業事實上需要承擔全部債務風險。

五是技術風險。將某項技術應用到生產過程中之后，實際收貨的收益達不到預期收益的標準時，便會面臨技術風險，有的時候還會轉換為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其中主要表現在生產銷量過低和產品滯銷。

六是安全風險。安全風險存在于農產品生產、儲運和加工等環節，如幾年前發生的大米鎘超標事件，就是種植水稻的土壤被污染的結果。

七是社會風險。社會風險是指由于個人或團體的社會行為造成的風險。如偽劣種子、化肥、農藥；錯誤的行政干預；工業污染；主要領導更換或政策變化給農業生產和經營造成的風險。其中政策變化的影響最大，如近幾年非糧化和非農化政策的影響等。

工商資本轉戰鄉村有成功者，也不乏失敗者，有人脫穎而出，也有人折戟沉沙。不少投資者帶著情懷投入，流著淚水出來，有人因此調侃說：小伙子進去，老漢出來；百萬富翁進去，百萬負翁出來；西裝革履進去，衣衫襤褸出來；開寶馬進去，騎自行車出來.....有人甚至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十年農業九年賠錢，鄉村振興項目大部分在虧損。這個結論有些夸張，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工商資本下鄉投資的殘酷真相。

下面來分析一下工商資本下鄉投資失敗幾個主要原因：

農業農村的浪漫主義是指對于農業農村的未來抱有不切實際想像，它源一種脫離農村現實、理想主義的思維。一些專家學者把鄉村的未來描述得一片燦爛：農村會變成新的人類家園、農村將成為人人艷羨的世外桃源、未來30年鄉村將成為奢侈品......給人感覺就是鄉村振興農村一切都會好起來，遍地都是黃金。在微信聊天群常有人抱怨說，早期很多投資就是受到某位國內頂尖專家忽悠，到農村投資，結果虧損累累。

事實上，鄉村的發展沒有一些專家說的那么樂觀。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從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到2017年10月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十多年正是中國農村大踏步衰敗的十多年------“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正是這種衰敗的寫照。

以韓國上世紀70年代初在全國開展的“新村運動”為例，韓國新村運動立竿見影，農村面貌煥然一新，并把現代意識引入農村社區。但是，新村運動的成果掩蓋不了農民的大規模外遷和農村社會的衰退。從本質上講，新村運動并不能扭轉或減緩韓國的城市化進程，如果不能主動應對城市化、融入城市化，必將被城市化吞噬。

近年流行一種觀點，就是要把農業當工業來做，這種說法如果是指用“工匠精神做農業”做農業是沒錯的，但如果是用工業思維和方法做農業肯定有問題。工業和農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工業主要是以機器和工廠為基礎的大規模生產，采用規模化、標準化、流水線作業的方式，但農業不行，以現有技術水平還實現不了像國外發達國家農業工業化，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管理和監督成本的控制始終是一個難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業產業化過程中務農人員的道德風險無處不在（道德風險不是道德敗壞）。

道德風險是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不確定或不完全合同使得負有責任的經濟行為主體不承擔其行動的全部后果，在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同時,做出不利于他人行動的現象。通俗地說，就是做事不憑良心，就是偷奸耍滑、偷工減料。如很多雇工故意放慢工作速度，降低了勞動效率等。其實，中國農村改革的基本邏輯也是為了解決道德風險問題，即效率問題。

一些投資者認為關系好可以先上車，項目沒手續先建設，認為很快就能報批，其實這只是投資者自己的預期，不能當成既成事實。一些地方領導急于招進客商，打包票不會有問題，但如果項目觸碰了國家政策紅線，地方領導打包票也是沒有用的。近些年來，因為輕信地方政府承諾而上馬，損失慘重的項目不在少數。

當然，更大的問題是政策的變化，近數年來，國家的土地、環保、安監、生態等政策越來越緊。其中讓不少新農人有切膚之痛的是做設施農業，有的以農業為依托的休閑觀光等用地，園區中的永久性餐飲、住宿、會議、大型停車場、工廠化農產品加工、展銷等用地，沒有按建設用地進行報批，打土地利用擦邊球，結果全國“大棚房整治”行動被強拆，投資者損失慘重，哀鴻遍野。

工商資本下鄉共性問題集中在無用地指標、融資難、征地拆遷難等方面，主要是設施農用地和建設用地審批難，近年非糧化、非農化政策則進一步增加用地審批的難度。還有就是涉農企業投資資產確權難，尤其是種養產業投入大，但這些投入的資金辦理產權登記比較困難，投入資產的權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企業投入資金無法形成資產進行融資或貸款抵押等，因此融資只能靠親戚幫忙。

這方面的問題與我國“三塊地”改革（“三權分置”改革）不達預期關系很大。“三權分置”改革成功的一個標志是為工商資本下鄉流轉耕地和宅基地發放《農村土地經營權證》和《不動產權證書》，但從公開報道信息看，到目前為止，除了試點市縣象征性發了一部分外，并沒有全面推廣。究其原因，大概與政策落后于實踐、政策設計不科學、地方政府缺乏積極性、推行實際效果不大等有關。

項目實施成本過高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土地流轉成本過高。過去土地流轉費用每畝地才400元左右，近年上漲到每畝1000到1500元。二是基礎設施投資過大。不少轉行做現代農業的投資者，項目前期投資過大，拆巨資開山劈石、改天換地，建設標準化規模化的種養殖基地，打造現代化科技化的生產車間，投資過大。三是農資和用工人員漲價。以江西撫州市為例，農業用工，前年男工每天140---150元，去年每天180---200元；前年女工每天110元，去年每天130---150元，每畝需2.5個用工，這樣每畝需增加開支100多元。

中國農業不好搞的主要原因或者說基本農情有兩個：一個是2015年后，農產品進入相對過剩時代，對農產品營銷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個是所謂農產品價格“天花板”與“地板”的矛盾（前者為國內農產品價格面臨國際農產品價格的壓力，國際農產品價格成為國內農產品上漲的天花板；后者為國內農產品生產成本上升導致農產品成本價格不斷高漲）。

還有一個問題，我國沒有像東亞及臺灣地區綜合農協那種準行政組織，來調節市場需求，控制總面積和總產量。我國完全依靠市場調節，而市場調節是一種事后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容易造成價格暴漲暴跌，帶來生產浪費和破壞。如綠化苗木市場，十多年前火得不行，于是大家競相投資綠化苗木培育，結果造成市場供給遠大于市場需求，導致近年綠化苗木價格下跌，甚至無人問津，大量投資者虧損嚴重。

工商資本下鄉做農業，如果經營模式上做跟農民一樣，還是傳統經營模式，那就是跟農民搶飯吃，肯定競爭不過農民，因為農民至少種地成本比你低。在這方面有一個很好的案例：海南省儋州市南豐鎮油文村的嘉禾共享農莊。2013年，鄭衛江周金枝夫婦全資1.39億購買儋州南豐鎮油文村的5000畝土地，創辦嘉禾農業。這個農莊最大的特點是通過社群資本打造訂單式農業。2015年到2019年，周金枝大部分時間在杭州，在杭州干什么？建微信群，剛開始她用一個月時間把只有35個閨蜜的微信群拉滿到500人，后又花一年時間，通過這500個群友分享給其他的朋友，最后形成了2000多個社群，會員人數突破30萬人（99%都是女性）。此外，他們還通過阿里的“自購省錢分享賺錢”（社交新銷售新程序）實現規模化裂變，現在全國有100萬多個中高端會員。每個會員一年交2000元，農莊每月給他們寄高品質水果，此外，農莊還有.精品民宿。到目前為止，該農莊共投入資金10億元，并通過合作社聯合種植水果10萬畝，每年銷售額達2.3億元。

參考文獻：

周振，涂圣偉，張義博，工商資本參與鄉村振興的趨勢特征、障礙風險與對策建議，國宏高端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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