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商扶貧剛剛拉開大幕，就與“縣域電商”、“農村電商”、“農資電商”等一道成為當前電商領域最熱的詞匯之一。回想起2014年年底，人們還在討論電商扶貧是否可行，而一年后，扶貧界與學界就已經開始系統梳理電商扶貧的理論與實踐，這讓人不禁有“輕舟已過萬重山”之感!但我們也應當看到，目前，人們對于電商扶貧的概念理解還比較狹窄，就像關于當前縣域電商發展中的頂層設計與配套措施問題，我曾概括為“看小了，沒生態”，今天電商扶貧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反復呼吁，放寬歷史的視界;而我也想呼吁，放寬電商扶貧的視野。基于當前各地電商扶貧的探索，我在思考，電商扶貧能否進一步演進到“六個成為”?

一、電商能否成為農村金融的新突破?

2015年1月20日，汪洋副總理在浙江調研農村電商，專門考察了螞蟻金服，關注到螞蟻金服在農村金融服務中所表現出的低成本與高效率——最快一筆信用貸款只用了4分鐘，而且全部在網上辦理。汪洋副總理選擇調研螞蟻金服，可以說切中了當前農村發展的一個重要痛點。2008年，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指出，“農村金融是現代農村經濟的核心。”目前，無論是農業現代化還是新農村建設，金融依然是制約其發展的瓶頸，如果電商扶貧的金融業務能夠從電商金融服務擴展至普遍的農村金融服務，則善莫大焉!

回想一下我國農村金融改革的歷程，就可以發現，讓農民享受到普惠的、便捷的金融服務依然任重道遠!自金融機構商業化改革以來，各大商業銀行因為效益原因普遍撤離了農村，一般到縣城以下就很少能看見中、工、建、交四大銀行的影子了。目前，縣以下主要的金融機構是農業銀行、信用社和新興的郵儲銀行。然而，實際上，以“世界最大的農民銀行”名義上市的中國農業銀行，其“三農”金融服務比重并不高;農村金融目前的主力軍——農村信用社正在加速商業化股份制改造，一大批信用社紛紛改名為農村商業銀行;郵儲銀行成立較晚，實力有限，擔當農村金融主力軍的重任尚需時日;真正的農民金融在農村合作基金會關閉之后基本消失，各地試點的新型合作金融、社區金融等遲遲推不開局面。我也去過基層的一些農村合作金融試點，了解到的情況是，這些合作金融試點一年就開兩次門，一次是放貸的時候，政府的注資和配套的入股，一開門就被農民貸完，然后就關門了;再一次開門就到了收貸的時候，因為過程慢，還得好好算賬，所以這次可能會營業很多天。由于農村缺乏金融人才和金融管理能力，一些出發點良好、制度設計看似完美的農村合作金融最后變成了高息攬儲再放高利貸的“異形”錢莊，一遇風險，負責人紛紛跑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農村金融的破題，顯然還需要進一步拓寬視野，由電商帶來的互聯網金融可謂恰逢其時!

從目前的實踐看，各大電商巨頭在農村的競爭，也都不約而同地放出了農村金融這一法寶，而且金融產品種類不少。比如，阿里巴巴支付寶旗下的“花唄”已經為農村淘寶合伙人開放，可以用于申請農村淘寶服務站為群眾代購的周轉金貸款，一般額度從一兩萬起步，會根據業務量、誠信經營水平、服務質量等指標綜合評價，逐步提升到一二十萬;還有針對農民的生產與消費信用貸款業務。京東則為京東鄉村推廣員賦予了“京東白條”的貸款權力，為農民開發了“京農貸”，滿足其農資購買時的信貸需求;而且，京東與格萊珉中國在多個領域達成了戰略合作意向，攜手開拓中國農村金融市場。另據報道，蘇寧也在針對農村開發金融產品;趕街、樂村淘等地方農村電商平臺也都涉足農村金融領域。

當然，從目前的總體實踐情況來看，各大電商巨頭的農村金融也才剛剛起步。比如，阿里在2014年為貧困地區2.02萬名經營者提供了29.73億元的小額信貸，京東、蘇寧等電商平臺的農村金融服務業務也有一定進展，但總體規模還很小，這并不影響電商的農村金融服務成為電商扶貧很重要的一個領域。

二、電商能否成為精準扶貧的新平臺?

2015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促進農村電子商務加快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農村電子商務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是精準扶貧的重要載體。”如何讓這一提法變為現實，需要進一步探索。

首先，思維上要有質的轉變。精準扶貧要求到人到戶，其基礎數據工作可謂量大面廣，任務煩雜且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如果還依靠傳統的統計填報系統，費時費力不說，疏漏、造假也很難避免。云計算、大數據已經十分成熟的今天，如何將貧困戶接通到互聯網終端，將其納入大數據的體系，將為扶貧工作方式方法帶來根本性的改變。業內人士都知道，大數據目前已經成為電商競爭的重要法寶，基于電商平臺的大數據分析可以得到許多重要的啟示，對更為全面地分析市場現狀、客戶需求、產品結構等起到重要作用。長期以來，我國的扶貧工作也建立了一整套的統計分析體系——定期進行數據分析，并以此研判工作。推進電商扶貧，應該著力推進兩大數據系統的融合，具體包括：一、在進行保密約定的基礎上，實現兩大數據系統的相互開放，以深化研究分析;二、通過比對與結合，使兩大系統內數據更加清晰、準確。比如，我國農村貧困戶的信息數據普遍采用人工填報的方式，存在不同程度的造假問題，以前，只能依靠實地察看、村民舉報等方式進行有限識別，這給精準扶貧工作帶來很大困擾。如果可以將貧困戶的統計數據與電商平臺的數據結合起來，此類識別就會變得簡單易行。例如，一個貧困戶的家庭成員在電商平臺上有大量消費，其貧困的真實性就值得懷疑;如果可以進一步與其銀行的信用數據比對，基本就能水落石出了。同時，這種比對還可以健全貧困戶的個人信用體系。

落實到操作層面，這個問題不妨循序漸進。建議從兩大數據——扶貧統計數據與電商平臺數據的開放、比對做起，讓扶貧工作先嘗到電子商務帶來的“甜頭”，讓基層的扶貧工作者愿意把它用起來;然后再考慮如何依托電商建立精準扶貧網上工作體系的問題，比如，農村淘寶服務站能不能也做一些扶貧方面的基礎工作，等等。

三、電商能否成為民生工程的新載體?

2015年5月7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的意見》明確指出，電子商務要成為“促進創業、穩定就業、改善民生服務的重要平臺”，目前，各地對電商在創業就業方面的意義關注得多，而對其改善民生服務方面的作用還關注較少。

由于農村消費者消費水平不高、辨別能力差，同時缺乏維權意識，長期以來，農村消費市場“假冒偽劣”橫行，商品價格指數也高于城市。電商下鄉不僅使農民可以買到真正的好東西，而且還為他們減少了開支;這在大家電、大宗農資產品上表現更明顯。

阿里巴巴提出過一個“節支減貧”的概念。在《電商賦能弱鳥高飛——電商消貧報告(2015)》中有一個測算：2014年，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在阿里零售平臺上共完成消費1009.85億元，據調研，網上購買的商品比農村線下市場的價格平均低20%左右，也就是說，僅阿里零售平臺2014年就幫助貧困地區節約支出超過200億元。這樣看來，貧困地區的企業、農戶、合作組織把電商平臺作為生活品、農資產品等的集體采購平臺，有著現實的經濟意義。再延伸一步，貧困地區的政府采購可不可以放到電商平臺上?節支減貧的效果應該也很明顯。

電商進村還可以為農民解決一些現實的民生問題。比如城里人早就習慣了用支付寶、微信等繳電話費，即使不會用，出門到處都有營業廳、服務點;可農村人并不能享受到這樣的便利，如果城里沒有親戚可以代繳話費，就得自己進城跑一趟，時間成本尚且不論，交通成本就不低。有了電商在農村的服務站，繳話費就不成問題了，這就是電商帶給農民切切實實的信息化紅利。目前，電商在農村的代繳費業務已經擴展到通信、水電、購票、掛號等方面，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除此之外，農村的一些惠農補貼、社保服務也可以通過電商渠道來實現，這樣不僅方便群眾，而且可以降低成本。

四、電商能否成為城鄉統籌的新通路?

2015年7月23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3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68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8.8%;其中農村網民規模1.86億，城鎮地區與農村地區的互聯網普及率分別為64.2%和30.1%，相差34.1個百分點。不僅如此，城鄉的互聯網基礎設施水平差距還很大，城鎮地區4G網絡得到迅速普及，而部分農村地區還只有2G網絡，甚至沒有網絡。

新的互聯網鴻溝正在演化為新的城鄉差距。用好了互聯網，可能實現農村發展的“彎道超車”;反之，農村將又一次落后。因此，如果能以電商為切入點，推動“互聯網+三農”，實現城鄉在資源、人才、信息等方面的有效對接和流通，對未來的鄉村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可以讓農村更快地追趕城市的發展腳步，促進城鄉實現新的均等化。在這一意義上，也應該把電商扶貧作為新的基礎性工程加以推進，加快城鄉互聯網發展水平的一體化。

電商進村還可以有效促進城鄉產業統籌。比如說，現在的產業扶貧，生產能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常態性市場波動，農產品經常遭遇“賣難”問題。電商實現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直接對接，而由電商演化出來的農產品眾籌、生鮮產品預售等活動，進一步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2014年，淘寶聚劃算平臺上發起的“聚土地”項目，就是先把農民的土地流轉到電商名下，然后通過電商平臺向消費者發起預售，消費者認購一定的份額就可以獲得一定面積土地上的所有產出，而且農產品完全可以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去訂制，可以快遞到家;“聚土地”還配套開發了鄉村旅游項目，消費者可以體驗當“地主”的感覺。“這一項目具有電子商務與土地流轉結合、網上認籌與網下種田結合、生態農業與生態旅游結合等鮮明特點，既是農業眾籌、電子商務的形式創新，也是現代農業發展的有益探索。”通過這一項目，農民可以獲得土地流轉、本地就業、鄉村旅游等多項收入，因此，“聚土地”一經推出就受到各方的關注，也為電商扶貧帶來很多啟發。

電商的發展趨勢預示著：電商可以倒推貧困地區的產業轉型，使其最終轉變到“C2B”(ConsumertoBusiness，消費者對企業)模式的理想狀態，即客戶提出需求，進行按需生產，這一模式將從根本上消除產銷不對接的問題，實現新時期的城鄉互助。

五、電商能否成為社會扶貧的新接口?

“郭美美”事件后，國家公益事業的受到巨大挑戰，與之對應的是民間公益組織迅速發展，但其中的亂象同樣觸目驚心。如何讓更多的社會力量可以更方便地參與到社會扶貧事業中來，如何實現資助方與被資助方的充分溝通與信任建設，互聯網提供了這一可能。從目前的電商主體參與扶貧，發展到電商為扶貧搭建新的多向接口，這一趨勢值得期待。

現在，淘寶有“公益寶貝計劃”，愿意參與的賣家可自愿設置一定的捐贈比例或額度，商品交易成功之后，錢款會自動捐贈給指定的公益項目機構，用于相關社會公益事業。再如，京東的公益頻道，大家可以對經過認證的公益活動進行認領，發起捐助。如果可以進一步把公益的需求和捐助意向打包成公益產品，在進行充分信息認證的情況下，使其像淘寶集市的有形商品一樣可供大家選擇、愛心購買，并將交易收入交由專業的公益組織去分配和使用，最后在網上公布實施情況信息，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增進公益活動的可信任度與參與度。

而作為廣義的電商，公益眾籌的形式也值得探索。如何讓貧困地區的特色農產品與城市的消費者實現對接，除需要使用電商這一載體外，還需要好的活動形式，眾籌就是其中之一。將貧困地區的特色農產品打包上線，讓眾多消費者通過眾籌的方式購買，從而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比如淘寶平臺上曾發起過的“掌上名豬”預售活動就很有示范意義。

六、電商能否成為供給側改革的新動力?

什么是供給側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不能再像過去一樣，一味在刺激需求上下功夫，而是要反思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以新供給催生新需求，既不做大包大攬的凱恩斯主義者，也不做經濟自由主義者，重點在制度創新、降低成本、完善基礎設施、推動生產要素價格合理化、釋放人才活力等方面下功夫。

當前的電商扶貧探索，也恰恰印證了供給側改革的理念。政府通過“營造漁場”，釋放貧困地區的“新供給”，讓平臺、人才、企業等各方力量在農村電商的廣袤空間里“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推動整個貧困地區的改革發展。當前的電商扶貧需要政府在以下幾方面重點推進供給側改革：

第一，要加大農村電商政策的有效供給。在出臺電商發展整體意見的基礎上，根據試點情況，及時出臺電商扶貧發展規劃和相關配套政策，形成完善政策體系。

第二，加大電商服務的有效供給。高度重視電商服務業的發展，重點解決人才培訓、網店裝修、專業美工、客服運營、市場推廣、數據分析等電商服務的供給不足問題。

第三，高度重視并解決電商發展的短板制約問題。目前，政府要集中精力做好以下工作：加強農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以改善“網速慢、資費高”的現狀;推進農村物流體系建設，提升物流服務水平;加快電商孵化園區及其配套設施的建設，解決電商要素集中承載地缺乏的問題。

第四，切實加快農業轉型升級。加速推進農業物聯網、大數據的發展，大力發展智慧農業、精準農業，實現農產品質量可追溯，數據可共享，滿足消費者對質量與安全的要求，適應電商對農產品標準化、品牌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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