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家庭農場作為現代農業經營模式而獲得蓬勃發展，成為我國當下農村經濟轉型發展中的新亮點。然而，家庭農場在西方發達國家雖然是比較成熟的農業經營形式，但與西方國家相比，其在我國還處于積極培育的發展階段，其規模化程度亦非常有限。作為我國農業經營體制的重要創新形式，強調適度規模經營是我國家庭農場在發展過程中堅持的主要原則，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探討我國家庭農場在規模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分析導致問題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對策建議，無疑有著較為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家庭農場的概念及其在中國的發展現狀

所謂家庭農場，是指以農民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或者說勞動要素，繼而來從事產業化、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的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并且以農業經營收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農業經營單位。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地區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家庭農場之所以會在我國的農業發展進程中出現，主要是由于在我國農村地區的經濟社會體制改革過程中，為解決所出現的“由誰種田，怎樣種田”的新問題，對西方國家發展現代農業的成功經驗進行借鑒的結果。而從這些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經驗看，家庭農場通常是建立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且在一定意義上而言，是農業走向規模化、集約化和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家庭農場以家庭經營為內核，在我國既符合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內在要求，又契合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可以視為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具體實踐形式在新時期的創新與發展，能夠為我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向前延伸注入強大的推動力。也正因此，“家庭農場”一詞在2008年被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寫入文件后，在2013年又進一步被明確為我國新型農業經營形式或者說模式。此外，2014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對家庭農場的積極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

首先，家庭農場作為一種新型的農業經營機制，很大程度上激活了農村地區家庭經營的活力，推動了農村地區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一輪發展高潮。根據農業部此前的統計，截至2012年底，全國30個省區、直轄市(不含西藏)家庭農場共87.7萬個，經營耕地面積1.76億畝，占全國承包耕地面積的13.4%。從經營范圍看，46.7%的家庭農場從事種植業，45.5%的家庭農場從事養殖業，種養結合的占6%。實踐中，家庭農場作為促進農業發展的新舉措得到各地政府部門的重視，各地采用“示范+引導”的方式，積極支持、推動有條件的農戶進行農場式家庭經營，同時在土地流轉、財政扶持、社會化服務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經過幾年的培育發展，在很多地區，家庭農場已經成為重要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并且正朝著標準化、規模化、產業化甚至精細化的方向發展。

其次，家庭農場作為推動農業規模化經營的一種新體制，在許多地方已經收到增產、增效、增收的良好效果。同樣，根據農業部此前的有關調查，在當前一段時期，當種糧農戶的土地經營規模(面積)達到100畝以上時，土地的利用率會提高10%以上，經濟效益會提高25%以上。也有學者此前對東北、浙江的家庭農場收入進行調查，發現在2012年，這些家庭農場人均純收入高于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30%以上，規模經營種糧效益明顯。①還有一些調查發現，對于流轉了土地(多以轉租的形式)的農民，一方面獲得了土地流轉租金，一方面到家庭農場兼業，進而獲得了比之前從事小規模家庭經營更高的收入。而對于一些地區的留守農民，家庭農場的發展所催生的相關產業則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總之，各地的實踐均表明，發展家庭農場對實現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民收入、保證糧食生產等都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與價值。

當前我國家庭農場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難題

應該說，家庭農場是我國農村地區經濟體制改革背景下出現的新生事物，其作為起步時間尚且較短的新型農業經營模式，在培育發展的過程中面臨眾多的困難和問題，這里從四個方面加以概括。

土地流轉不暢，擴大土地經營規模難。在廣大農村地區，集體土地是家庭農場發展的物質條件，土地流轉困境制約了家庭農場規模的適度性。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2012年，我國家庭農場總數達到87.7萬個，家庭農場的平均經營規模為200.2畝，這其中，經營規模在50畝以下的占到55.2%，50~100畝的占21.6%。可見，與同時期的西方發達國家和我國東部的一些發達地區相比，我國很多地區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尚相對偏小。當然，為了促進各地區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中央和各級政府部門在此前也都結合本地區的實際，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以此鼓勵廣大農民群眾在自愿的基礎上推進土地經營權等的流轉，但因各種限制，這些措施所產生的效果實際上并不理想。

而從已有的相關研究中能夠發現，當前，制約農村地區土地流轉的最為主要因素包括兩個方面：其一，農民務農兼業化比較普遍，造成土地的流轉市場缺乏足夠多的供給。當下農村中大多數農戶在經營土地的同時也選擇兼業的方式務工，家庭成員全部脫離農業生產情況很少，兼業務工崗位的不穩定性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很多農民依然對土地有很強的依賴，多數農民在主觀上并不愿意流轉自己所承包的集體土地，而且即便有些農民愿意流轉，也多采取短期轉包或者租賃的方式，這無疑使得家庭農場難以獲得穩定、足夠多的土地來擴大經營規模。其二，很多農民沒有意識到土地流轉并不是承包經營權的流轉，而只是使用權的流轉。因此，很多農民由于對土地產權及其產權結構的認知模糊，而擔心自己的土地在流轉中被兼并，繼而造成很多農戶采用轉包、租賃的形式流轉土地。從法律性質上說，轉包、租賃土地僅僅涉及到承包經營權的使用方式，對于家庭農場的經營者而言，以轉包、租賃方式獲得的土地不僅流轉的時間短，而且隨時都有可能被收回，這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家庭農場經營者擴大經營規模的積極性。

缺少足夠數量的職業農民，提高生產經營效率難。家庭農場把資金、勞動力和先進技術等合理地組合在單個家庭內，并根據市場需要進行商品化生產。②這要求家庭農場的經營者必須是具有經營能力的職業農民。然而，在我國多數家庭農場的培育和發展過程中，農場主要經營者的經營管理水平與現代化的經營管理理念之間尚存在較大的差距。

目前我國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農村地區普遍缺乏有知識、懂技術、會經營的人。根據農業部的統計，當前，我國農村地區的勞動力人口中，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占總勞動人口比重高達36.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為13%，接受過系統的農業職業技術教育的人口，還不到總數的5%。由此帶來的后果是，不少農民對先進農業發展理念不了解，對家庭農場的概念不清楚，缺乏現代化的經營管理思維。同時，由于我國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打工，使得我國農村勞動力在結構上出現女性化和老齡化趨向，留守農村的基本以老人和婦女為主，他們難以掌握先進的技術，故而也無法成為家庭農場經營主體的中堅力量。

農村金融發展滯后，貸款融資難。目前，資金短缺是家庭農場普遍面臨的問題，融資難已嚴重阻礙了家庭農場的進一步發展。家庭農場的經營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支持。家庭農場在生產經營中，土地租金、機器設備、品種改良、基礎設施改造等生產經營活動都需要投入資金，許多家庭農場的資金需求比較大，但因自身資金積累不足，而往往需要借助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借貸。然而從當前來看，我國農村地區的金融市場明顯發展滯后，農民能夠獲得農業信貸資金的渠道，主要還是農村信用社和農業銀行，故而多為小額信貸，在額度上難以滿足家庭農場的資金需求。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之外其他的金融機構(商業銀行)基本不開展農業項目的貸款。由于農業生產自然風險大、農業投資周期較長且回報率相對較低，以及在現行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下，家庭農場經營的土地并不能作為貸款的抵押物，因此農村信用社和農業銀行外的金融機構基本不開展農業項目方面的貸款。這些因素，共同制約了家庭農場的規模化擴張。

缺乏配套的社會化服務體系支撐，提高家庭農場經營者的積極性難。家庭農場的發展壯大需要社會化服務體系作為支撐。家庭農場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進行規模化經營，受勞動力、農機設備數量的限制，其在生產中的病蟲害防治、農資采購、產品銷售等環節，對農業信息、農業服務、金融融資、市場信息和科技推廣都有購買專業化服務的需求，因此需要配套且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作為支撐。然而目前，我國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僅不盡完善，而且服務水平不高，遠跟不上家庭農場發展的需要。具體而言，主要是農業服務組織的職能定位不清，服務水平達不到家庭農場的需要;服務組織專業化程度不夠，提供服務的數量和質量無法令家庭農場經營者滿意;農業社會化服務制度建設落后，限制了服務組織的發展。總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嚴重滯后，進而制約了家庭農場經營者擴大發展規模的主動性。

推進家庭農場進一步發展的對策建議

第一，在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引導和支持農村剩余勞動力順利向二三產業轉移，為農地流轉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因我國農村地區人多地少，農戶耕種土地獲得的收入并不足以維持家庭的正常運轉，因此，許多農民在務農之外還從事著其他行業的工作，而且這一現象近年來越來越成為常態。但現實中所存在的一個情況是，大多數的農民還不能將非農就業視作自己長久的生存依靠，仍然將在農村所承包的土地作為自己最后的生存保障，以至于甚至出現了寧可土地荒廢也不愿意流轉土地的情況。一般來說，家庭農場的出現和發展，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現和轉移密切相關。因為只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中并穩定地從事相關行業，才會有將土地使用權流轉到潛在的家庭農場主手中的意愿。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鎮地區的相關產業將不斷出現，在這一過程中，應通過加強對農民的技術培訓、完善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等，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快向城鎮地區產業轉移，以及在城鎮地區獲得更為穩定的工作創造條件。

第二，完善土地流轉市場，為家庭農場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正是農戶與家庭農場經營者彼此都能從有關土地流轉的交易中獲利，才會有土地流轉市場。在土地流轉市場中，遵循 “平等、協商、自愿、有償”的原則，土地流轉的結果是雙贏的，即一方獲得土地，而另一方則得到自身所認可的經濟利益。然而在實踐中，不少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命令強行干預土地的流轉，不僅剝奪了一些農戶的自主權，而且侵害了這些農戶的切身利益。這種做法，反過來又進一步降低了農民流轉土地的意愿，且不利于土地流轉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影響了家庭農場經營者后續擴大土地規模的需求。今后，應進一步保障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政府部門要加快開展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全面明確土地承包經營權中的權利歸屬問題，以此為土地使用權在市場中的流轉提供產權基礎。與此同時，要進一步保障農民流轉土地的自主權，使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有決定采用何種方式流轉土地的自由，保護農民享有的自由不會受到任何非法的干涉和侵害。此外，應通過搭建市場化的土地流轉交易平臺等，來完善土地流轉市場，以形成“政府引導+自主協商”相結合的土地流轉機制。

第三，培養職業農民，提升家庭農場經營者的經營管理能力。作為家庭農場的經營者、管理者、從業者，農民必須成為新型職業化農民，即具有專業的職業技能、農場經營管理才能的人。因新型職業化農民的素質要求是傳統農民缺失的，所以，通過能力建設改造傳統農民也就是必不可少的。針對家庭農場的特點，培育職業農民可采取的途徑包括：發展農村職業教育，重點以農業技術、經營管理、市場營銷為學習內容，以培養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的素質為目的;有計劃地進行專題培訓，提高農場經營者的專業素質和技能;引入從事農業研發的科研單位作為家庭農場的智力支持，為家庭農場經營者解決農業技術問題提供技術力量，同時為家庭農場經營者提供學習的機會;鼓勵和引導相同區域范圍內的家庭農場成立家庭農場協會，促進家庭農場經營者相互之間的學習交流。

第四，形成支持家庭農場規模化發展的多元化金融體系。針對我國農村金融的發展現狀，今后必須完善金融體系，進行農村金融創新。具體可采取的措施有：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以此在事實上明確家庭農場的法律主體身份，并確定家庭農場能夠進行獨立貸款的資格，從根本上解決家庭農場只能以個人(主要是經營者)名義來貸款的問題;進一步健全農村金融市場體系，針對農業生產制定不同的信貸產品，滿足家庭農場對于資金的需求;完善抵押擔保制度，提升家庭農場的融資能力;健全信貸支持政策，引導更多的金融機構為家庭農場提供多樣化的融資服務;完善農業保險制度，建立覆蓋面更廣的農業風險補償機制。

第五，構建多元化的社會服務體系，為家庭農場創造更為有利的生產經營條件。國外的發展經驗表明，從長期來看，社會化服務體系是家庭農場發展的根本保障，家庭農場生產經營效率、效益的提升，都離不開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鑒于我國家庭農場的個體化經營存在不足，今后需要政府部門以公共服務為依托形成多元化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為家庭農場的生產經營創造更好的外部條件，具體包括：搭建農業綜合信息服務網絡平臺，為家庭農場經營者提供科技推廣、生產信息、市場行情、價格預測等信息;建立從事農業研發的機構和各種專業性強的服務公司，為家庭農場提供技術支持，幫助解決家庭農場的病蟲害防治、農資采購等問題;豐富農產品市場，為家庭農場的產品銷售提供渠道;構建辦理農業保險的金融機構，增強家庭農場抵御自然災害、市場風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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